山东省人大常委会


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办法（第二次修正）
山东省人大常委会


（1987年9月1日山东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根据1987年12月26日山东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关于修正《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办法》的决议第一次修正 根据1990年6月27日山
东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关于修改《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办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1990年6月27日重新公布）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养殖业
第三章 捕捞业
第四章 渔业资源的增殖和保护
第五章 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和渔业的监督管理
第六章 奖励与处罚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渔业资源的保护、增殖、开发和合理利用，发展人工养殖，保障渔业生产者的合法权益，促进渔业生产的发展，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以下简称《渔业法》），结合我省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我省管辖的内陆水域、海域、滩涂从事养殖、增殖和捕捞水生动物、水生植物等渔业生产活动的，都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必须贯彻以养为主，养殖、捕捞、加工并举，因地制宜，各有侧重的方针，把渔业生产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加强水域的统一规划和综合利用，采取措施，大力发展海水、淡水养殖，调整近海、湖泊捕捞作业，积极开发外海、远洋渔业，保护增殖及合理利用渔
业资源，加速发展渔业生产。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渔业科学技术研究的领导，健全渔业科研、教育、信息、技术推广等服务组织，开展试验、示范、推广、培训相结合的技术服务，推广先进技术，鼓励群众从事科研活动，提高渔业科学技术水平。
第五条 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省的渔业工作。市（地）、县（市、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渔业工作。

第二章 养殖业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鼓励、支持全民所有制单位、集体所有制单位、个人合伙和个人、充分利用、合理开发水面、滩涂和涝洼地，大力发展养殖业。
凡尚未开发利用的海水水面和河流、湖泊、水库、坑塘等内陆水面以及滩涂、涝洼地，都应采取多种经营方式和各种有效措施，加速开发利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
第七条 县级以上（含县级，下同）人民政府可按规定权限将所辖区域内规划用于养殖的全民所有的水面、滩涂，确定给全民所有制单位和集体所有制单位从事养殖生产，核发养殖使用证，确认使用权。使用权确认后，要绘图立标，登记造册，立卷归档。
全民所有制单位使用的水面、滩涂，集体所有的水面、滩涂和集体所有制单位使用的全民所有的水面、滩涂，可由集体、个人合伙或个人承包从事养殖生产，也可以跨行业、跨地区联合经营或引进外资，发展养殖生产。
水面、滩涂的所有权、使用权和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对从事开发性养殖生产的单位和个人以及新建的水产饵料厂，应按照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给予免征产品税和所得税的照顾，并根据需要和可能，在资金、物资、技术等方面给予优惠和扶持。
第九条 使用全民所有的水面、滩涂或承包集体所有的水面、滩涂从事养殖生产的，应按使用证或承包合同规定的开发时限和用途进行生产。无正当理由使水面、滩涂荒芜满一年的，由发证机关或发包单位按同等条件的水面、滩涂当年总产值的10％收取荒芜费，用于水面、滩涂的开
发，并责令限期开发利用；逾期仍未开发利用的，吊销养殖使用证或解除承包合同。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地区行署制定。
第十条 国家建设征用集体所有的水面、滩涂，使用全民所有已用于养殖的水面、滩涂，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土地管理法＞办法》）的有关规定办理。用地单位办理用地手续前，应征得县级以上
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同意。
第十一条 国家建设征用集体所有已用于养殖的水面、滩涂，比照《实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十六条第一项征用耕地的补偿标准给予补偿，其养殖苗种、构筑物及配套设施，比照《实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十七条的规定给予补偿。
国家建设征用集体所有未用于养殖的水面、滩涂，比照《实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十六条第二项征用其他土地的补偿标准给予补偿。
第十二条 国家建设使用全民所有已用于养殖的水面、滩涂，比照《实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补助标准给予补助，其养殖苗种，构筑物及配套设施，比照《实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十七条的规定给予补偿。
国家建设使用定置网场地时，参照前款规定，给予适当补助。

第三章 捕捞业
第十三条 鼓励发展外海、远洋捕捞业和开发性捕捞生产。凡经批准的外海、远洋捕捞渔船和捕捞开发性渔业品种的渔船，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给予扶持和优惠，所需的柴油优先予以安排；生产的水产品，经报批后允许自营出口；纳税有困难的，按照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给
予减征或免征产品税的照顾；建造、购买外海、远洋渔船时，计划、财政、金融部门给予必要的扶持。
第十四条 为了合理开发利用渔业资源，控制近海、湖泊捕捞强度，凡在我省登记注册、从事捕捞生产的渔船，均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捕捞许可证”。
第十五条 渔船的捕捞许可证，由渔船所有人或渔船经营人向所在县（市、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提出申请，经审查逐级上报，按下列权限批准发放：
（一）外海捕捞渔船，近海441千瓦（600马力）以上的拖网、围网捕捞渔船，在机动渔船底拖网禁渔区线外侧水域作业的国营捕捞企业机动渔船，由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报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发放；
（二）前项之外的其他海洋机动捕捞渔船，由山东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发放；
（三）海洋非机动捕捞渔船，由县（市、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发放；
（四）内陆水域各类捕捞渔船捕捞许可证的核发办法，由市（地）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报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发放的海洋捕捞许可证，不得超过国家下达的船只、千瓦（马力）控制指标。非机动捕捞渔船的控制指标，由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下达。
捕捞许可证每年进行一次年审。
第十六条 外省、市渔船来我省管辖海域从事捕捞生产的，须经我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发给专项（特许）捕捞许可证；来我省微山湖从事捕捞生产的，由微山县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按国家规定的渔船限额发给专项（特许）捕捞许可证。
第十七条 从事近海和湖泊捕捞生产的渔船，不经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不得新增。现有捕捞渔船报废后需更新的，必须经捕捞许可证发放机关批准，报废渔船不得继续用于捕捞生产。

第四章 渔业资源的增殖和保护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其管辖的水域按照统一规划进行综合治理，调整作业结构，改进渔具和捕捞方法，逐步减少近海底拖网和定置网作业，采取人工投放苗种、建造人工鱼礁等措施，改造渔场环境，保护、增殖渔业资源。
第十九条 从事捕捞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均需按不同作业水域、作业类型、捕捞品种以及受益程度交纳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专款用于渔业资源的增殖和保护，其征收和使用办法，由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省财政部门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施
行。
第二十条 为保护渔业资源，禁止下列活动：
（一）在渔业水域内炸鱼、毒鱼、电捕鱼和用鱼鹰捕鱼；
（二）在禁渔区、禁渔期进行捕捞；
（三）生产、销售禁用的渔网及其他禁用的渔具；
（四）使用禁用的捕捞方法和禁用的网具以及小于规定的最小网目尺寸的网具进行捕捞；
（五）在渔业水域提前采摘列入保护的水生经济植物；
（六）向渔业水域倾倒有害渔业资源的污物和排放超标准的污水；
（七）在养殖水域内清洗、浸泡有毒器皿和有害渔业资源的其他物体。
第二十一条 凡在我省管辖海域从事拆船业的，均应征得县级以上环保部门和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同意，场址不得设在渔港、苗种基地、养殖区和水生动、植物保护区。本办法实施前，已在上述区域设置的拆船场，应限期迁移；造成污染的，应赔偿损失。
关于渔业水域污染防治问题，由省人民政府另行规定。
第二十二条 因科学研究等特殊需要在禁渔区、禁渔期捕捞的，使用禁止使用的渔具、捕捞方法的，捕捞禁捕品种的，须经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发给准捕证，按特许的时间、区域、渔具和捕捞方法进行捕捞。
第二十三条 水产、工业、盐业等部门，在鱼、虾、蟹、贝的重点繁殖区和增殖区的幼苗密集期引水、用水时，必须采取防护措施，切实保护幼苗。
第二十四条 湖泊、水库要保持鱼类生长需要的最低水位，最低水位线按管理权限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在最低水位线以下必须用水时，须经最低水位线的确定机关批准；给渔业生产造成损失的，应给予经济补偿。

第五章 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和渔业的监督管理
第二十五条 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设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并可在重点渔业水域、渔港设派出机构。沿海和湖区市（地）、县（市、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设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并可在重点渔业乡镇设派出机构或派驻渔政检查员。其他市（地）、县（市、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当地
实际可设必要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或渔政检查员。
县（市、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可根据需要在大、中型水库派驻渔政检查员。
乡、镇可根据需要建立群众性护渔管理组织，在县级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的指导下，依法进行护渔管理工作。
第二十六条 各级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的主要职责：
（一）监督、检查渔业法律、法规的执行，查处违法行为，维护国家及渔业生产者的合法权益；
（二）审核发放捕捞许可证；
（三）维持渔业生产秩序，调查处理渔业纠纷；
（四）负责组织管理渔业通信；
（五）协助环境保护部门对渔业水域生态环境进行监督监测。
第二十七条 渔政检查人员执行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交付的任务。渔政检查人员在执行检查任务时，必须着装整齐，佩带标志，出示证件，遵守纪律，秉公执法。被检查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服从检查。
第二十八条 渔业的监督管理，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山东沿海“机动渔船底拖网禁渔区线”内侧海域（国家划定由农牧渔业部及其黄渤海区渔政分局管理的除外），由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管理；滩涂、浅海养殖区和规定范围内的定置作业网场，由所在县（市、区）渔业行
政主管部门管理；河流、湖泊等内陆水域，按行政区划由所在县（市、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管理。管理权属有争议的，由上级人民政府决定。
第二十九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及公安、司法行政、环保、工商行政管理、交通等有关部门，应配合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监督检查渔业法律、法规的执行。

第六章 奖励与处罚
第三十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由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或报请人民政府给予精神的或者物质的奖励：
（一）在贯彻执行渔业法律、法规，保护渔业资源，发展渔业生产中做出显著成绩的；
（二）在渔业科学技术研究和推广先进技术方面有突出贡献的；
（三）在安全生产、抢险救生等方面成绩显著的；
（四）检举或者查处违法行为有功的。
第三十一条 对违反《渔业法》和本办法有关条款者，分别给予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没收渔具，责令赔偿损失，处以罚款，吊销捕捞许可证等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处以罚款的，按以下规定执行：
（一）违反规定提前采摘列入保护的水生经济植物的，处500元以下罚款。
（二）炸鱼、毒鱼的，擅自捕捞国家禁止捕捞的珍贵水生动物的，在内陆水域处50元至500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00元至5000元罚款。在海洋不用船作业的处500元至5000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000元至1万元罚款；用船作业的处500元至1万元罚款，情节
严重的处1万元至5万元的罚款。
（三）未经批准使用电力捕鱼的，在内陆水域处200元至1000元罚款；在海洋处500元至3000元罚款。
（四）用鱼鹰捕鱼的，处50元至200元罚款。
（五）生产、销售、使用禁用的渔具或使用不合格网具作业的，处50元至1000元罚款。
（六）违反禁渔区、禁渔期规定进行捕捞的，在内陆水域非机动渔船处50元至500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00元至5000元罚款；机动渔船处1000元至5000元罚款。在海洋非机动船处500元至2000元罚款，机动渔船的罚款数额根据主机千瓦（马力）大小和情节
轻重确定：
1、14．0千瓦（19马力）以下的，处500元至3000元罚款；
2、14．7至58．1千瓦（20至79马力）的，处800元至6000元罚款；
3、58．8至87．5千瓦（80至119马力）的，处1200元至1万元罚款；
4、88．3至146．4千瓦（120至199马力）的，处1500元至1．5万元罚款；
5、147．1至293．5千瓦（200至399马力）的，处2500元至2万元罚款；
6、294．2至440．6千瓦（400至599马力）的，处4000元至3万元罚款；
7、441．3千瓦（600马力）以上的，处5000元至5万元罚款。
（七）未取得捕捞许可证进行捕捞的，在内陆水域非机动渔船处50元至150元罚款，机动渔船处200元至500元罚款；在海洋非机动渔船处200元至500元罚款，机动渔船的罚款数额根据主机千瓦（马力）大小和情节轻重确定：
1、14．0千瓦（19马力）以下的，处200元至3000元罚款；
2、14．7至58．1千瓦（20至79马力）的，处500元至6000元罚款；
3、58．8至87．5千瓦（80至119马力）的，处1000元至8000元罚款；
4、88．3至146．4千瓦（120至199马力）的，处2000元至1万元罚款；
5、147．1至293．5千瓦（200至399马力）的，处3000元至1．2万元罚款；
6、294．2至440．6千瓦（400至599马力）的，处4000元至1．5万元罚款；
7、441．3千瓦（600马力）以上的，处5000元至2万元罚款。
（八）未按捕捞许可证规定项目作业的，在内陆水域非机动渔船处25元至50元罚款，机动渔船处50元至100元罚款；在海洋非机动渔船处50元至100元罚款，机动渔船处50元至3000元罚款；外海渔船擅自进入近海捕捞的，处5000元至2万元罚款。
（九）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捕捞许可证的，处100元至1000元罚款。
（十）无专项（特许）捕捞许可证擅自进入增殖区和对特定品种进行捕捞的，外省、市渔船未经准许来我省管辖水域进行捕捞的，处500元至5000元罚款。
（十一）偷捕抢夺他人养殖水产品的，破坏他人船网工具、养殖水体或养殖设施的，处1000元以下罚款。
（十二）偷捕、抢夺进行科学试验的养殖水产品和他人养殖的扇贝、鲍鱼、海参等海珍品的，处1000元至1万元罚款。
前款各项中所称情节严重的，是指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一）一年内违反渔业法律法规三次（含三次）以上；
（二）违反渔业法律法规影响较大；
（三）对渔业资源破坏程度较重；
（四）逃避、抗拒、阻碍渔政检查人员依法执行公务。
第三十二条 在海上无证收购渔获物或擅自收购违法渔船渔获物的，没收鱼货和违法所得，并按没收鱼货数量每公斤5元处以罚款。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第三十一条所列违法行为和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者，凡对渔业资源造成损失的，应按损失程度交纳资源损失赔偿费。资源损失赔偿费由渔政监督管理机构交同级地方财政，专款用于资源恢复和保护。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另行规定。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向渔业水域倾倒有害渔业资源的污物和排放超标准污水的，在养殖水域清洗、浸泡有毒器皿和有害渔业资源的其他物质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省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处理
。
第三十五条 渔政检查人员在执行检查任务时，违反纪律、营私舞弊、严重失职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被检查的单位和个人拒绝或逃避检查的，从重处罚；以暴力威胁或殴打渔政检查人员，寻衅报复，妨碍执行检查任务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由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决定。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
诉。当事人也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申请复议也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但在海上、湖上作业的，必须先执行有关处罚决定。拒不执行或者现场执行有困难的，渔政检查人员有权扣押捕捞许可
证或者渔船、渔具。
本办法规定的各项罚没收入，交同级地方财政。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七条 有关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办法》的决定

（1990年6月27日山东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山东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了省人民政府关于《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办法修正案（草案）》的议案，决定对《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办法》作如下修改：
一、第十四条修改为：为了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渔业资源，控制近海、湖泊捕捞强度，凡在我省登记注册、从事捕捞生产的渔船，均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捕捞许可证”。
二、第十五条第一款修改为：渔船的捕捞许可证，由渔船所有人或渔船经营人向所在县（市、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提出申请，经审查逐级上报，按下列权限批准发放：
（一）外海捕捞渔船，近海441千瓦（600马力）以上的拖网、围网捕捞渔船，在机动渔船底拖网禁渔区线外侧水域作业的国营捕捞企业机动渔船，由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报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发放；
（二）前项之外的其他海洋机动捕捞渔船，由山东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发放；
（三）海洋非机动捕捞渔船，由县（市、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发放；
（四）内陆水域各类捕捞渔船捕捞许可证的核发办法，由市（地）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报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三、第十六条修改为：外省、市渔船来我省管辖水域从事捕捞生产的，须经我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发给专项（特许）捕捞许可证；来我省微山湖从事捕捞生产的，由微山县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按国家规定的渔船限额发给专项（特许）捕捞许可证。
四、第三十一条修改为：对违反《渔业法》和本办法有关条款者，分别给予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没收渔具，责令赔偿损失，处以罚款，吊销捕捞许可证等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处以罚款的，按以下规定执行：
（一）违反规定提前采摘列入保护的水生经济植物的，处500元以下罚款。
（二）炸鱼、毒鱼的，擅自捕捞国家禁止捕捞的珍贵水生动物的，在内陆水域处50元至500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00元至5000元罚款。在海洋不用船作业的处500元至5000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000元至1万元罚款；用船作业的处500元至1万元罚款，情节
严重的处1万元至5万元罚款。
（三）未经批准使用电力捕鱼的，在内陆水域处200元至1000元罚款；在海洋处500元至3000元罚款。
（四）用鱼鹰捕鱼的，处50元至200元罚款。
（五）生产、销售、使用禁用的渔具或使用不合格网具作业的，处50元至1000元罚款。
（六）违反禁渔区、禁渔期规定进行捕捞的，在内陆水域非机动渔船处50元至500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00元至5000元罚款；机动渔船处1000元至5000元罚款。在海洋非机动渔船处500元至2000元罚款，机动渔船的罚款数额根据主机千瓦（马力）大小和情
节轻重确定：
1、14．0千瓦（19马力）以下的，处500元至3000元罚款；
2、14．7至58．1千瓦（20至79马力）的，处800元至6000元罚款；
3、58．8至87．5千瓦（80至119马力）的，处1200元至1万元罚款；
4、88．3至146．4千瓦（120至199马力）的，处1500元至1．5万元罚款；
5、147．1至293．5千瓦（200至399马力）的，处2500元至2万元罚款；
6、294．2至440．6千瓦（400至599马力）的，处4000元至3万元罚款；
7、441．3千瓦（600马力）以上的，处5000元至5万元罚款。
（七）未取得捕捞许可证进行捕捞的，在内陆水域非机动渔船处50元至150元罚款，机动渔船处200元至500元罚款；在海洋非机动渔船处200元至500元罚款，机动渔船的罚款数额根据主机千瓦（马力）大小和情节轻重确定：
1、14．0千瓦（19马力）以下的，处200元至3000元罚款；
2、14．7至58．1千瓦（20至79马力）的，处500元至6000元罚款；
3、58．8至87．5千瓦（80至119马力）的，处1000元至8000元罚款；
4、88．3至146．4千瓦（120至199马力）的，处2000元至1万元罚款；
5、147．1至293．5千瓦（200至399马力）的，处3000元至1．2万元罚款；
6、294．2至440．6千瓦（400至599马力）的，处4000元至1．5万元罚款；
7、441．3千瓦（600马力）以上的，处5000元至2万元罚款。
（八）未按捕捞许可证规定项目作业的，在内陆水域非机动渔船处25元至50元罚款，机动渔船处50元至100元罚款；在海洋非机动渔船处50元至100元罚款，机动渔船处50元至3000元罚款；外海渔船擅自进入近海捕捞的，处5000元至2万元罚款。
（九）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捕捞许可证的，处100元至1000元罚款。
（十）无专项（特许）捕捞许可证擅自进入增殖区和对特定品种进行捕捞的，外省、市渔船未经准许来我省管辖水域进行捕捞的，处500元至5000元罚款。
（十一）偷捕抢夺他人养殖水产品的，破坏他人船网工具、养殖水体或养殖设施的，处1000元以下罚款。
（十二）偷捕、抢夺进行科学试验的养殖水产品和他人养殖的扇贝、鲍鱼、海参等海珍品的，处1000元至1万元罚款。
前款各项中所称情节严重的，是指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一）一年内违反渔业法律法规三次（含三次）以上；
（二）违反渔业法律法规影响较大；
（三）对渔业资源破坏程度较重；
（四）逃避、抗拒、阻碍渔政检查人员依法执行公务。
五、第三十二条修改为：在海上无证收购渔获物或擅自收购违法渔船渔获物的，没收全部鱼货和违法所得，并按没收鱼货数量每公斤5元处以罚款。
六、第三十六条第一款修改为：本办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由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决定。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申请复议也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但在海上、湖上作业的，必须先执行有关处罚决定。拒不执行或者现场执行有困难的，渔政检查人
员有权扣押捕捞许可证或者渔船、渔具。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办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重新公布。



1990年6月27日
牵连犯中牵连关系的新界定

钊作俊


内容提要 牵连关系是牵连犯认定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也是牵连犯的本质属性之所在。本文在对牵连关系诸种学说进行评析的基础上，主张牵连关系的成立以主客观结合说为妥，而牵连关系的主观因素是数行为犯罪目的的同一性，其客观因素则以刑法上的“实行行为”为标准予以认定，即只有当一个犯罪行为在刑法上被包含于另一个犯罪的实行行为之中时，方足以认定具备牵连关系之客观要素。
关键词 牵连犯 牵连关系 犯罪目的 实行行为

牵连犯之成立以数个独立的犯罪行为之间具有牵连关系为必要，牵连关系作为牵连犯理论和司法实践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也是牵连犯的本质属性之所在。应当说，对牵连关系的不同理解对于正确认定牵连犯的成立及其与其他罪数形态的区别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并因此对司法实践产生重大的影响。本文拟就此进行重新审视，以期取得共识。
综观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界的研究状况，如何界定牵连关系，可谓是观点极其分岐，认识颇不一致，概而言之，存在着以下三种不同的观点：
一曰主观说，又称犯意继续说。此说认为，数行为之间牵连关系的认定，应当以行为人的主观意思为标准，即行为人在主观意思上是否以手段或者结果之关系使其与本罪发生牵连，有这种牵连的成立牵连关系，否则不足以成立牵连关系。也就是说，行为人所实施的数行为是用一个犯罪意思统一起来的。如日本著名学者牧野英一指出，牵连犯要件，就犯人之主观论之，只须犯人以手段、结果之关系使相牵连即可，且“以此为已足”。木村龟二也是此说的有力支持者，他指出，“牵连犯因在手段与结果之关系上，实现一个犯罪意思所综合、统一之两个部分的行为，故系一罪。其所以成立一罪者，乃系行为人曾在手段与结果之关系下，预见数个行为故也。”①旧中国的刑法学者王觐也明确指出：“余辈以主观说定犯罪单复之标准，凡犯人以单一之决意，使犯罪手段与本罪发生牵连关系者，悉以之为牵连犯。②
二曰客观说，又称客观事实说，即以客观事实基础，将牵连关系之点主要集中在行为的客观方面，以行为人所实施的本罪行为与其方法行为或者结果行为在客观上是否存在着牵连关系为标准来判断牵连关系的有无，有这种客观上的联系的，成立牵连关系，否则不足以成立牵连关系。至于行为人在主观上是否有使其成为方法行为或者结果行为的意思，可以不问。在此说中，根据诸说之客观事实的侧重点之不同，复有包容为一说、不可分离说、形成一部说和通常性质说之分。
其一，包容为一说认为，在诸犯罪行为中，仅仅在客观上与其所实施的犯罪具有方法或者结果关系的，不一定都构成牵连犯，只有其方法行为与其目的行为或者其原因行为与其结果行为在法律上包含于一个犯罪构成事实之中，才能成立牵连犯。旧中国刑法学者老遇春即持此说，他主张：“所谓因犯罪方法所生他罪，须与所犯本罪均包含于一个犯罪之具体的构成事实中。换言之，即方法行为须为犯罪实行行为之一部，不过另自触犯一个他罪名而已。”③
其二，不可分离说认为，数行为之间有无牵连关系应当依客观的事实而不能以犯罪构成事实上的包容关系为限来考察，如果所实施的犯罪同其方法或者结果触犯的其他罪名具有不可分离的直接关系，也即犯罪的目的行为与其方法行为或者原因行为与其结果行为之间具有直接密切关系的，成立牵连关系，否则不足以成立牵连关系。由于此说系以直接的密切关系为认定牵连关系有无的标准，故又被称为直接关系说。如日本的泉二新熊即主张，“必须手段与结果有不可分离之直接关系存乎其间，尔后始可将手段与结果包括的视为一个行为，是则所谓犯罪之手段行为，仅以该项行为为实行该犯罪之手段行为，而不以该犯罪之法定构成要件为限。”④
其三，形成一部说认为，数行为中，只有在方法行为或者结果行为与本罪行为在法律上包含在一个行为之中时，才成立牵连关系。如德国学者李斯特指出：“某种犯罪的手段行为从属于某构成要件，或者是作为通常手段而默示为一罪时”，才成立牵连犯。①
其四，通常性质说认为，数行为中只有在通常情况下，一行为为某种犯罪之普通方法，或者一行为为某种犯罪之当然结果时方成立牵连关系。如旧中国刑法学者赵琛主张，所谓客观上的牵连关系，即是“自方法言，不外犯罪性质上普通所采之方法；自结果言，无非由某种犯罪所生之当然结果。”②
三曰折衷说，又称主客观结合说。此说认为，确定牵连关系的有无，应从主客观两方面的结合上来认定本罪与其方法行为或者结果行为之间是否具有牵连关系。在此说者中间，由于侧重点或者考虑问题的不同，复有兼顾说、各顾说和综合说之分。
其一，兼顾说认为，确定牵连关系的有无，除了数行为之间应在客观上具有通常的方法或者结果关系而外，当须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牵连意思。旧中国刑法学者赵欣伯即主张，牵连关系之成立，系行为人“主观上以犯一罪之意思，客观上是通常采用之方法或者结果。”③显然，所谓的兼顾说在牵连关系的认定上采取的是主观之犯一罪之意思与客观之通常的方法或者结果相结合的态度。
其二，各顾说认为，对于牵连关系的认定，应当分别而论：就本罪与方法行为来说，可以牵连意思为标准认定牵连关系的有无；就本罪与结果行为来说，可以客观上通常情况为标准，而不问行为人主观意思如何。如台湾学者蔡墩铭即主张，“行为人既有犯罪之目的，其为达此目的而实施之犯罪，即方法行为也必在犯罪意思之内。在此情况下，原不难认定其牵连意思。故不妨以此为牵连犯之要件。至于结果行为，只要可认为因实施一定之犯罪而必然产生者，不问原来实施犯罪之人事先有无实施此一行为之意思，亦不妨认为牵连关系存在。”显然，所谓的各顾说在牵连关系的认定上是分别就本罪与方法行为与目的行为的关系而分别采取犯罪意思之主观牵连与必然所生犯罪之客观牵连的。
其三，就综合说而言，在我国刑法学界又有几种不同的表现。一说认为，牵连关系是以牵连意图为主观形式、以因果关系为客观内容所构成的数个相对独立的犯罪的有机统一体。所谓牵连意图，是指行为人对实现一个犯罪目的的数个犯罪行为之间所具有的方法与目的或者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关系的认识；所谓因果关系，是指牵连犯的数个犯罪行为之间具有一致的内在特性，是数个犯罪行为之间合乎因果运动规律的联系和发展，行为人实施前一种原因性犯罪行为时就包含着实施后一种结果性犯罪行为的现实可能性，在一定条件下，形成不可避免的趋向。其中，牵连意图是认定牵连关系成立的主观根据，因果关系是认定牵连关系成立的客观基础。①二说认为，牵连关系应当从主客观两方面予以考察。就主观要素而言，牵连关系在于犯罪目的的同一性，犯罪目的的同一决定着牵连意图的存在，如果行为人的数行为不是为着实现一个统一的犯罪目的，那就不存在牵连意图。就客观因素而言，牵连关系需要数行为间具有主从关系，即数行为人之间不是一种并列关系而具有主从性质。②三说认为，牵连关系之成立，须在主观上以“一个犯罪目的”为标准，在客观上以“犯罪构成要件”为标准，正是因为有了这个犯罪目的，行为人主观上才有牵连意图；也只有在客观上行为人的方法行为与其目的行为或者结果行为在法律上包含于一个犯罪构成客观要件之中时，才能作为认定牵连关系客观要件之标准。③四说认为，牵连关系的认定应当从主客观两方面予以考察，在主观上行为人具有牵连的意思，在客观上数行为之间具有通常的方法或者结果关系。④
综观上述诸说，主观说主张牵连关系之成立需要行为人在主观上对其所实施的本罪行为与手段行为或者结果行为有所认识，即要求行为人在主观上使数行为之间具有牵连意图，这是其合理科学的成份。应当说，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一定的牵连意图是牵连关系成立的主观根据，脱离主观上的牵连意图就无法正确认定数行为之牵连关系的存在。但主观说过于强调牵连关系中的主观要素，甚至把牵连意图、牵连意思绝对化，认为“以此为已足”，而不需要考虑数行为的客观面即其客观要素上的紧密联系，显然过于片面，背离了主客观相统一的刑法基本理论。以此为依据，对于行为人出于同一犯罪目的而实施数个没有客观之牵连关系的独立行为，如出于同一个非法占有目的先后实施盗窃、诈骗、抢劫的，即使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犯罪意图上的同一性，数个侵犯财产的行为都为着实现同一个非法占有目的，但由于数行为间不具有手段与目的、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客观上的紧密联系，当然不存在牵连关系。显然，仅仅以行为人在主观上有无牵连意图为标准并无以准确地界定数行为间的牵连关系。
就客观说而言，不管是包容为一说、不可分离说，还是形成一部说、通常性质说，都强调牵连关系的有无应当以行为人客观面即其外部的客观事实为标准，而不问行为人的主观意图如何，只要数行为在客观面上具有牵连关系的，都成立牵连犯。这种脱离行为人的主观因素来谈论所谓的客观联系的观点，在批评主观说的同时，也把自己的主张推向了另一个极端，从而从另一个方面犯了绝对化、片面化的错误，同样背离了主客观相统一的刑法基本理论。何况，如何认定以及以什么为标准来认定所谓的“通常性质”、“直接关系”、“牵连关系”、“一个行为”等，又都存在着诸多难以解决的实际问题。
折衷说主张牵连关系是主观因素即主观上的牵连意思与客观因素即客观上的牵连关系的统一，即牵连关系的形成既不能脱离主观面即行为人的主观因素，也不能脱离客观面即行为的客观因素。因此，较之于单纯的主观说和客观说而言，折衷说相对来说较为合理和科学，至少从方法论上不违背主客观相统一的刑法基本理论，应当说是找到了一条正确界定牵连关系的较为科学的方法。但很遗憾，其中的诸多观点都颇值得研究。如“兼顾说”所主张之客观上系“采用通常之方法或者结果”，但何谓“通常的”方法或者结果，以什么为标准，是以一般的社会的通常的人还是以行为人本人为标准，又由谁或者哪个机构来认定，是由行为人还是由一般人来认定，抑或是由法官来认定，都存在着诸多不易解决的实际问题。如为诈骗而伪造公文证件的，伪造公文证件是否诈骗的通常的方法行为呢，恐怕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认识，从而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依一般人之认识，实施诈骗不需要伪造公文证件的，因此，不具有手段与目的的通常的牵连关系；但就本案以及行为人的主观方面而言，诈骗是通过伪造公文证件来实施的，后者正是前者的手段行为，前者也正是后者的目的行为，两行为之间存在牵连关系。显然，所谓的“通常的”标准不足以一划牵连关系。而各顾说所采之分别就本罪行为与方法行为、本罪行为与结果行为分别定之以主观或者客观的不同的标准，认为本罪行为与方法行为的牵连关系以行为人主观上具有牵连意思为标准，而本罪行为与结果行为的牵连关系则以数行为客观上的通常情况为标准，不但人为地割裂了主观上的牵连意思和客观上的牵连关系，实际上分属于主观说和客观说，从而具有主观说和客观说的相同缺陷。何况，“通常关系”的界定又是如此之难！
在综合说中，第一种学说主张牵连关系是以牵连意图为主观形式、以因果关系为客观内容所构成的数个相对独立的犯罪行为的有机统一体，显系意欲从主客观两方面的结合上论证牵连关系，这是其值得肯定之处。但如何认定主观上的牵连意图，又怎样界定数行为间的因果关系，刑法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如果行为人对其所实施的数行为在主观上不具有牵连意图，是否成立牵连关系？因果关系是原因与结果的本质的、必然的、合乎规律的联系，如果是非本质的、偶然的、甚至多因一果或者一因多果的联系，可否成为牵连关系的客观基础？如伪造公文证件诈骗，伪造公文证件这一手段行为与诈骗这一目的行为就不存在本质的、必然的、合乎规律的联系，他可以采取伪造公文证件的形式诈骗，也可以采取其他方式诈骗，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诈骗，由行为人根据具体的情况予以决定。显然，这种观点也不是一种科学的观点。第二种学说主张，牵连关系是主观上犯罪目的的同一性与客观上数行为间的主从关系的有机统一。这种观点用犯罪目的的同一性界定牵连关系的主观要素，是非常正确的。因为，任何一种牵连犯，不管是手段与目的的牵连，还是原因与结果的牵连，都具有同一的犯罪目的。虽然数行为都具有各自的犯罪目的，手段行为有手段行为的目的，目的行为也有目的行为的目的；结果行为有结果行为的目的，方法行为也有方法行为的目的，但其终极目的却只有一个，即数行为是统一于一个犯罪目的的。也就是说，犯罪目的的统一性是牵连关系存在的主观基础。但这种观点同时主张，数行为之间具有主从关系是牵连关系存在的客观基础，恐怕难以说是正确的。因为，在有些情况下，行为人所实施的数行为中，哪个行为是主行为，哪个行为是从行为，它们之间的主从关系如何界定，又根据什么标准由谁来界定，都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即使数行为间不具有主从关系，也不能说不存在牵连关系。如为实施抢劫犯罪而盗窃枪支并予以私藏的，抢劫犯罪、盗窃枪支、私藏枪支等数行为中，哪种行为是主行为，哪种行为是从行为并不容易界定。显然，此说又不是科学合理的。第三种折衷的观点主张，牵连关系的认定，在主观上应当以“一个犯罪目的”为标准，在客观上以“犯罪构成要件”为标准，正是因为有了这个犯罪目的，行为人主观上才有牵连意图；也只有在客观上行为人的方法行为与其目的行为或者结果行为在法律上包含于一个犯罪构成客观要件之中时，才能作为认定牵连关系客观要件之标准。这种以犯罪构成要件为标准认定客观上之牵连关系有无的观点，与我国刑法理论中犯罪构成要件的主线地位相一致，体现了犯罪构成的作用，但以“犯罪构成客观要件”为定客观牵连之标准，似范围太大，因为，犯罪构成的客观要件不仅仅包括着危害行为，也包括着危害结果，甚至包括着其他客观因素如犯罪的特定时间、地点等。第四种折衷的观点主张，牵连关系的认定应当从主客观两方面予以考察，即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牵连的意思，在客观上具有通常的方法或者结果。如前所言，何谓牵连意思，具有牵连意思是否足以成立牵连关系；何谓通常的方法或者结果，如何认定以及以什么为标准来认定，仍然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综上所述，牵连关系的成立固然需要从主客观两个方面的结合上予以认定，但如何正确、科学、合理地界定其主观面和客观面，仍然是一个相当重要和非常关键的问题。如果只关注行为人的主观因素而忽视行为的客观因素，就会将数个在客观上不具有牵连关系的情形也当作牵连犯予以认定，从而导致主观主义的错误；如果只关注行为的客观因素而忽视行为人的主观因素，就会将在主观上并无联系的数个犯罪行为当作牵连关系加以认定，从而导致客观主义的错误；如果不对其主客观两方面的关系作一个科学合理的界定，牵连关系的认定同样无标准可言。那么，如何认定牵连关系中行为人的主观因素呢？如上所述，我们主张以数行为间具有牵连意思或者牵连意图为必要，而这种牵连意思或者牵连意图是以犯罪目的上的同一性为必要的。因为，仅仅具备这种牵连意思或者牵连意图还不足以达到牵连关系主观方面的要求，牵连关系的主观面是一个较之牵连意思或者牵连意图更为主观化、更具有目的性的东西，要具备主观上的要求，须数行为之间为着同一个犯罪目的，即数行为统一于同一个犯罪目的。当然，这里所说的犯罪目的，不是指作为特定犯罪的构成要件要素的犯罪目的，而是指行为人通过实施数行为所追求或者希望达到的犯罪结果的一种主观心理态度。同时，牵连犯的数行为仅仅具有一个犯罪目的，也不意味着只有本罪行为才有犯罪目的，即使是他罪行为包括方法行为或者结果行为，都具有特定的犯罪目的。如为招摇撞骗而伪造公文证件的，伪造公文证件具有特定的犯罪目的，招摇撞骗也具有特定的犯罪目的，但伪造公文证件的目的是为招摇撞骗目的服务的，招摇撞骗才是行为人的终极目的。正是从这一个意义上来说，牵连关系涉及的数行为才是为着同一个犯罪目的的。同时，也正是由于数行为是统一于同一个犯罪目的，行为人对其所实施的数行为以及数行为之间的目的与手段、原因与结果关系才有所认识，并进而通过积极的行为予以完成，从而也才能存在着所谓的主观上的牵连意思或者牵连意图。正如有学者所言，行为人的犯罪目的决定着牵连意图的存在，如果行为人的数行为不是为着实施一个同一的犯罪目的，就不存在牵连意图。反过来说，行为人的牵连意图也只有通过对他所追求的同一的犯罪目的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予以认定。①
从牵连关系的客观方面讲，作为数行为的客观因素之界定标准，首先应当具有规范性，其次要具有可操作性。从规范性的要求出发，这种界定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标准，以限制办案人员的主观随意性，；从可操作性的要求出发，应该有一个具体的标准，以加强办案人员操作上的统一性。②那么，如何界定这一客观要素呢？如前所述，既不能以所谓的“通常的方法行为或者结果行为”为标准予以认定，又不能以数行为之间的直接关系或者密切关系为标准予以认定，更不可以内容宽泛的“犯罪构成的客观要件”和笼统的“行为”①为标准认定，而应当以刑法上的“实行行为”为标准予以认定，即只有当数行为中的某一行为在法律上被包含于另一个犯罪的实行行为之中时，方足以认定具备牵连关系之客观要素。这是因为，首先，牵连关系是数行为的牵连关系，没有数行为即不存在牵连关系。数行为如果不统一于刑法上的犯罪的实行行为，则不可称之为数个独立的犯罪行为；其次，客观上的牵连关系以法律上所规定的犯罪的实行行为为标准，不但具有刑事法律上的根据，而且具有可操作性；其三，数行为所统一的刑法上的犯罪行为，仅仅指实行行为，而且是具有独立意义的实行行为，而不包括非实行行为如预备行为、中止行为等。如为招摇撞骗而伪造公文证件的，伪造公文证件是招摇撞骗的具体方法，被包含于虚构并利用这一招摇撞骗的范围之中，没有伪造公文证件的行为，其招摇撞骗也不会得逞，因此成立牵连关系。而盗窃枪支后私藏的，私藏枪支行为在法律上不被盗窃枪支行为所包含，他们具有不同的质的规定性，分属于不同的罪名，因此属于吸收犯而不成立牵连犯。为盗窃而侵入他人住宅的，侵入他人住宅虽然是刑法上的非法侵入住宅罪的实行行为，但在本案中它却是实施盗窃的预备行为，在定性的时候，这种预备行为应当被实行行为所吸收，从而成立吸收犯，而不成立牵连犯。如果象有学者所言，把这种不具有独立意义的预备行为当作实行行为，从而将这种情况当作牵连犯，那么，就不存在吸收犯中的实行行为吸收预备行为而构成的吸收犯。如斯，吸收关系的范围必得进一步限制。并且，在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要素中，盗窃罪的行为是秘密窃取他人财物，秘密性是盗窃行为的最重要要素，而非法侵入住宅并不一定是秘密，也有公开的侵入行为，因此，非法侵入住宅的行为与盗窃行为不属于法律上的一个实行行为，故不成立牵连关系。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法学院]
——本文已发表于《中国刑事法杂志》2002年第3期

① 参见吴振兴：《罪数形态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277页。
② 参见吴振兴：《罪数形态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277页。
③ 参见吴振兴：《罪数形态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278页。
④ 参见吴振兴：《罪数形态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278页。
① 参见刘宪权：《我国刑法理论上的牵连犯问题研究》，载《政法论坛》2001年第1期，第55页。
② 参见赵琛：《新刑法原理》，中华书局1930年版，第403页。
③ 参见吴振兴：《罪数形态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279页。
① 参见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原理》（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06—609页；姜伟著：《犯罪形态通论》，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447-452页。
② 参见吴振兴：《罪数形态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283—284页。
③ 参见刘宪权：《我国刑法理论上的牵连犯问题研究》，载《政法论坛》2001年第1期，第56—57页。
④ 参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01页。
① 参见吴振兴：《罪数形态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283页。
② 参见刘宪权：《我国刑法理论上的牵连犯问题研究》，载《政法论坛》2001年第1期，第56—57页。
① 行为有刑法上的行为，又有非刑法上的行为；在刑法上的行为中，有犯罪行为，又有非犯罪行为；在犯罪行为中，有实行行为，又有非实行行为。显然，以数行为是否包含于一个“行为”作为界定客观的牵连关系的标准，不甚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