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汽车质量纠纷的责任主体

马东晓

一、 问题的提出：

最近，随着三菱帕杰罗越野车事件、奔驰汽车质量问题引发的“砸车”事件以及北京国际汽车展上消费者与汽车厂商的质量纠纷引发的“砸场子”事件等汽车产品质量纠纷的发生，引发了中国汽车消费者（用户）一系列的涉外维权活动。但实践中，汽车消费者的一桩桩维权案件却常常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说，武汉砸奔驰事件发生后，部分专家和媒介认为此举不够理智，应该走法律的途径。可是人们大概并不了解，迄今为止状告奔驰事件已发生多起，得到的答复都一样——对不起，您告的公司不存在，或者是——对不起，请您用外交途径送达。状告奔驰变成了天狗吃月亮，看起来大大的一个，可就是无法下口。1
对此，笔者认为这不仅仅是送达问题，其另一主要原因是原告并未完全明确奔驰汽车质量事件的责任主体。
正如曾经代理三菱帕杰罗投诉案的律师所说，在汽车消费领域目前存在两大问题，从实体上来说，对于售出的汽车，厂商应该承担责任的范围、承担责任的时间、销售商的责任、维修者的责任等都是争论的焦点，厂家现在是问题的解释者，对消费者来说这是不公平的。从程序上来说，法律诉讼的对象是外国汽车厂商还是其中国代表处都模糊不清，消费者打官司的结局常常是找不到被诉方而长期悬而未决。2
上述问题，实际暴露了我国现行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在产品责任纠纷（尤其是涉外产品责任纠纷）的适用上出现了困难，而其中的主要的问题就是现行法律对产品责任纠纷中的责任主体的规定并不明确。因此，如何确定涉外产品责任纠纷的责任主体就成为解决涉外维权难的前提。
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适用上的困境并非始自今日，而其在适用中产生的争论也绝非仅涉及责任主体。除了责任主体之外，其他几个关键定义也含糊不清。
首先，该法将其适用范围定义为：“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这种限定式的定义方式，似乎使消费者的范围仅限于生活消费，从而引出了“知假买假者是不是真正的消费者”大争论。
其次，该法并未规定商品（或消费品）的范围。而商品范围的不确定性，也曾在实践中引发了诸如“商品房是不是商品”的争论。
诸如此类的含糊不清，不仅使产品责任事故的受害者及其代理律师无从下口，也使得受诉法院进退维谷。实际上，现行法律中不仅对责任主体规定不明，甚至对已规定的几个责任主体的称谓也并不统一。
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产、 人身损害的， 产品制造者、销售者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这里，责任主体是“产品的制造者、销售者”。
《产品质量法》第三章规定了产品生产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责任和义务。该法中，责任主体似应是“产品生产者、销售者”。
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使用了“经营者”这一概念与消费者对应，但纵览整部法律，也未对经营者划清含义和范围。只是在第三十五条消费者的损害赔偿条款中，分三款指出了追偿对象分别为生产者、销售者和服务者，这里，似乎可将经营者理解为包含“生产者、销售者和服务者”。
但是，作为经营者的生产者的含义是什么？销售者又包括什么范围？前面两部法律中的产品制造者、产品生产者又具体何指？在这三部法律以及其他的法律中，仍旧找不到明确的条文。
众所周知，一件产品从其零部件的供应者到其生产者再到消费者之间要经过诸多环节，涉及到很多主体，明确谁将对消费者负责，即明确这些环节中相关责任主体的含义，对保护消费者权益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直接决定了消费者可以向谁提出索赔，决定了谁将承担产品损害赔偿的义务和法律责任，也决定了消费者的权益保护是否最终得到了落实。

二、 美国产品责任诉讼的责任主体：

产品责任（Product Liability ）是指由于所生产销售的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产品的消费者、使用者或其他第三者的人身伤害、心灵创伤及财产损失，依法应由生产者或销售者分别或共同负责赔偿的一种法律责任。3
产品责任制度的产生，源自对产品消费者（用户）的人身、财产安全的保护，也即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其本质是以立法的方式加大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以达到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目的。
在美国，产品责任案件中的责任主体一般被称之为“加害者”，以对应于产品事故的“受害者”。其中，加害者除生产者外，还包括中间商在内。而受害者也并不限于产品的消费者和使用者，尚包括其他关系人，如产品购买者的亲属、朋友、同事，甚至包括过路行人等因缺陷产品而遭损害的一切人。
在美国的汽车产品责任事故诉讼中，法院先后以判例的形式确立了以下的责任主体：
1、 生产者(Manufacturers)：
生产者也称制造者、产品制造人，其在产品责任中对其制造的产品所致损害所负责任为积极责任。由产品的生产者作为缺陷产品造成的责任事故的责任主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无可推卸。
在著名的Macpherson v. Buick Motor Co.案中，虽然原告的损害是由于被告汽车的一个车轮爆裂引起的，但法院认为被告（生产者）不能因为车轮是从一个有声誉的零件供应商那里买来而免除检测的责任，故判决被告仍然要对最终产品负责。这可以看出，生产者在产品责任案件中处于主债务人的地位。
2、 经销者（Retail Dealer of Chattel）：
经销者包括了进口商（importer）、批发商(wholesaler)以及零售商(retailer)。在1960 年的Henningsen v. Bloomfield Motors , Inc.案中， 法官曾认为制造商与经销商两者均应负担对汽车的默示担保责任，因两者担保的内容实质上相同。4
在1964年的Vandermark v. Ford Motor Co.案中，加州法院认为原告购买的福特新车刹车有缺陷而本案中的第一第二和第三经销商并没检查过该新车，因而判决制造商与经销商均负严格责任，其理由是“零售商和制造商一样，从事把商品分售给公众的商业活动。他们是整个应当承担瑕疵产品损害费用的制造和销售行业中一个组成部分。”5
3、出租者（Lessors of Goods）：
在 1965年Cintrone v. Hertz Truck Leasing& Rental Service案中， 原告向被告长期租借数辆卡车，原告驾驶其中一辆时，因刹车失灵而受伤，原告以被告过失和违反担保为由提起赔偿之诉。法官认为原告以被告违反默示担保的严格责任为由的起诉并无不当。6
4、委托者(Client)：
在1964年Delaney v. Tow motor案中，法官认为带有缺陷起重的卡车， 其委托者对于受托者业务员所受损害应负侵权行为法上的严格责任。7
5、供货商（Supplier）：
供货商主要是指零配件供应者(Component Manufacturers)，在1965年Suvada v. White Motor案中，法官认为耕耘机制造厂因将被告（零配件制造商）所制造之零件未加任何变更装于该耕耘机刹车器上，故该有缺陷刹车器的零件制造商对造成的损害同样负严格责任。8
6、旧货商（Dealers of Used Goods）：
旧货商通常是指从原商品使用人处将使用过的商品购得后再贩卖给他人的人。在1975年的Peterson v. Lou Bachrodt Chevrolet Co.案中，法官判决二手车（used car）出卖人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另外，美国相关的产品责任理论和实践表明，赠送者、修理者、运输者、仓储者等也可以作为产品责任的主体。9
从美国的做法我们可以看出：为最大限度地保障消费者的利益，美国法院不仅在产品责任诉讼中强化生产者和销售者的产品责任，而且将销售者的范围扩大到所有与产品损害有因果关系的主体之上。即不仅对产品生产者施以更加严格的产品责任，而且对产品进入流通环节的所有中间商(甚至赠送人)也施以产品责任，使他们承担起更多的维护消费者权益的义务。

三、 欧洲共同市场产品责任法的责任主体：

欧洲各国大多为工业发达国家，机器工业大量制造出精密的产品，消费者对这些工业化产品造成的损害往往难以证明由制造商所致。另外，由于欧洲共同市场的逐渐形成，为避免产品制造人将商品销往产品责任较轻的国家，逃避应承担的产品责任，损害消费者的利益。自1976年始，欧洲十二国开始制定《欧洲共同市场产品责任法草案》，并于1985年作出《欧洲共同体理事会产品责任指令》（85/374/EEC）。目前，上述《草案》和《指令》构成了欧洲产品责任法的主要部分。
与美国判例法在个案中强化产品自生产到流通所有环节中各主体的产品责任不同，欧洲的做法是，没有单独规定销售者的概念和责任，而是规定只有生产者才为产品责任的主体，同时又对生产者的含义作扩大解释，将销售者有条件地视为生产者。10
以《指令》的规定为例，所称的生产者（Producer）分为六类：11
1、 最终产品之生产者；
从“正麒吧”组织同性卖淫案看个案请示
杨涛
备受媒体关注的南京首例组织同性卖淫案，6日上午9点在秦淮区法院进行了不公开审理。去年8月17日，南京市警方接到举报，有家叫“正麒麟”的演艺中心里有同性恋卖淫。警方随后一举捣毁了这个罕见的涉嫌组织男青年向同性恋者卖淫的团伙，抓获涉案人员11人。因为现行法律没有明确条文规定如何给同性卖淫定性，检察机关一度曾不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后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案件汇报后最终确定：组织男青年向同性卖淫，比照组织卖淫罪定罪量刑。
该案的特殊性在全国引起广泛关注，上海、山东等地的媒体也派人专程赶赴南京采访。有关法律专家也对组织同性卖淫是否可以构成组织卖淫罪，发表了不少评论。然而对于本案中存在的程序上的瑕疵，却鲜有人提及。
本案是在秦淮区检察院作出不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后，由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将案件分别向各自的上级机关作了汇报，案件最终到了江苏省省委政法委。在政法委的协调下，江苏省级政法部门召开了案件研讨会。江苏省政法委有关负责人认为，李宁等人的行为已造成较为严重的社会危害，符合犯罪的基本特征，会议决定立刻由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
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进行的个案请示，由于缺乏程序上的正当性，一直为学界所诟。首先，个案请示变相剥夺了当事人的上诉权，案件已经过请示，当事人的上诉便成为一种形式。其次，个案请示破坏了上下级法院之间的独立性，上下级法院是监督关系而非领导关系，这是由于审判要求中立、独立等内在规律所决定，个案请示无从培养下级法院独立的权威，也损害了上级法院纠错的功能。再次，审判要求法官亲历的特性也决定了个案请示不当，案件必须在法官的亲身参与下才能查明，上级法院在仅听口头或书面汇报在缺乏当事人双方在场情形下能清楚地了望案情吗？这与审判委员会存在的弊端如同一辙。在现阶段，如果说因为法官的素质参差不齐对于法律问题进行个案请示有现实合理性的话，那么对于个案的事实请示要绝对避免，因为这是保证诉讼程序公正的底线。
本案由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将案件分别向各自的上级机关作了请示，并无不妥，因为他们都不是审判机关，上下级之间也是领导关系。如果仅就法律问题，政法委邀请省高级人民法院参加讨论也可理解，然而，会议却是就法律问题连同案情一并进行了讨论，并认为本案符合犯罪的基本特征，一个案件未进入审判阶段，由法院听取案情必将使刑事诉讼法修改检察机关不再将全案案卷移送法院，避免法官形成预断的努力化为泡影，此是一。其二是要求由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而且是连案情一并向最高法院请示，那么我们要问以后的下级法院审判到底有何意义，被告人上诉还有必要吗？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个案请示居然请示到了作为立法机关的全国人大。人大常委会下属专业委员会也直接听取案情汇报，作出指示。《人民法院报》2月7日的报道称：“人大常委会下属专业委员会听取案件汇报后，作出口头答复：组织男青年向同性卖淫，比照组织卖淫罪定罪量刑。”《现代快报》2月4日的报道更是说：“人大常委会作出答复：对李宁等2名组织同性卖淫者，立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人大是如何答复我们不得而知，但从报道来看，不免让人感到立法机关在行使司法权之嫌。
在一个讲求程序正义的法治社会，司法机关应始终格守中立、被动、亲历的底线。司法机关不应在案件未进入审理时接触案情，下级法院对于具体案件涉及的疑难法律问题的请示，要尽可能做到抽象化；上级法院即使有必要也不能就具体案件作出批复，只能阐述有关法律问题。立法机关对于立法条文的解释，要以规范化的条文形式出现，不宜采用对个案批复形式，更不能对具体案件下达指示；对于司法机关的工作及具体案件的监督也应在法定程序中依法进行，独立毕竟是司法的品格。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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