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484号

　　现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出口管制条例〉的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总　理　 温家宝
　　　　　　　　　　　　　　　　　　　　　　　　　二○○七年一月二十六日



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出口管制条例》的决定

　　国务院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出口管制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一条修改为：“为了加强对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出口的管制，防止核武器扩散，防范核恐怖主义行为，促进和平利用核能的国际合作，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制定本条例。”
　　二、将第二条修改为：“本条例所称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出口，是指《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出口管制清单》（以下简称《管制清单》）所列的设备、材料、软件和相关技术的贸易性出口及对外赠送、展览、科技合作、援助、服务和以其他方式进行的转移。”
　　三、将第三条修改为：“国家对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出口实行严格管制，严格履行所承担的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义务，防止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用于核爆炸目的或者核恐怖主义行为。
　　“为维护国家安全以及国际和平与安全，国家对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出口可以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
　　四、将第六条修改为：“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出口的许可，应当基于接受方的如下保证：
　　（一）接受方保证，不将中国供应的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或者其任何复制品用于核爆炸目的以及申明的最终用途以外的其他用途。
　　（二）接受方保证，不将中国供应的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或者其任何复制品用于未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核燃料循环活动。本项规定不适用于同国际原子能机构订有自愿保障协定的国家。
　　（三）接受方保证，未经中国政府允许，不将中国供应的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或者其任何复制品向申明的最终用户以外的第三方转让。”
　　五、将第八条第（三）项修改为：“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的技术说明或者检测报告”；第（四）项修改为：“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证明”。
　　六、将第九条修改为：“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出口，属于参加境外展览、中方在境外自用、境外检修，并在规定期限内复运进境的，或者属于境内检修复运出境以及商务部规定的其他情形的，在申请时经商务部审查同意，可以免予提交本条例第八条规定的有关文件。”
　　七、将第十一条修改为：“商务部应当自收到出口申请表和本条例第八条规定的文件之日起，会同国家原子能机构或者会同国家原子能机构商有关部门，涉及外交政策的，并商外交部，进行审查并在45个工作日内作出许可或者不许可的决定。”
　　八、将第十二条第一款修改为：“对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外交政策有重大影响的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出口，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报国务院批准。”
　　九、增加一条，作为第十六条：“海关可以对出口经营者出口的设备、材料、软件和相关技术是否需要办理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出口许可证件提出质疑，并可以要求其向商务部申请办理是否属于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出口管制范围的证明文件；属于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出口管制范围的，出口经营者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申请取得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出口许可证件。具体办法由海关总署会同商务部制定。”
　　十、将第十六条改为第十七条，修改为：“接受方违反其依照本条例第六条规定作出的保证，或者出现核扩散、核恐怖主义行为危险时，商务部应当对已经颁发的出口许可证件予以中止或者撤销，并书面通知有关部门。”
　　十一、增加一条，作为第十八条：“出口经营者应当建立、健全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出口的内部控制机制，并妥善保存有关合同、发票、单据、业务函电等资料，保存期限不少于5年。商务部可以查阅、复制相关资料。”
　　十二、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九条：“出口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或者得到商务部通知，其所出口的设备、材料、软件和相关技术存在核扩散风险或者可能被用于核恐怖主义目的的，即使该设备、材料、软件和相关技术未列入《管制清单》，也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执行。”
　　十三、将第十七条改为第二十条，修改为：“经国务院批准，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可以临时决定对《管制清单》以外的特定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依照本条例实施管制。
　　“前款规定的特定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经过许可。”
　　十四、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一条：“商务部组织有关方面的专家组成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出口管制咨询委员会，承担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出口管制的咨询、评估、论证等工作。”
　　十五、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二条：“商务部或者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可以对涉嫌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进行调查、制止。必要时，商务部可以将拟出境的设备、材料、软件和相关技术的有关情况通报海关，对其中属于海关监管货物的，海关可以查验和扣留。对海关监管区域外不属于海关监管货物的，商务部可以查封或者扣留。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协助。”
　　十六、将第十八条改为第二十三条，修改为：“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出口核两用品的，依照海关法的规定处罚。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出口核两用品相关技术的，由商务部给予警告，处违法经营额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违法经营额不足5万元的，处5万元以上25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十七、将第十九条改为第二十四条，修改为：“伪造、变造或者买卖出口许可证件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以欺骗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出口许可证件的，由商务部收缴其出口许可证件，处违法经营额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违法经营额不足5万元的，处5万元以上25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十八、将第二十一条改为第二十六条，修改为：“商务部会同国家原子能机构和有关部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管制清单》进行调整，并予以公布。”
　　十九、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八条：“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从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和出口监管仓库、保税物流中心等保税监管场所出口，适用本条例的规定。
　　“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的过境、转运、通运，参照本条例的规定执行。”
　　此外，对条文的顺序和部分文字作了相应的调整和修改。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出口管制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订，重新公布。



披上“马甲”不能忘却责任

张雨林


2006年的中国网民，受到了世界前所未有的关注。海外媒体给在网络发泄暴力情绪的部分中国网民冠以“网络暴民”称号。网络的触角已经延伸到现实生活中，变成了一场群体的道德讨伐。网民的某些不当言论不仅违反了道德标准，甚至逾越了法律底线。网络言论中，不乏一些人，以非理性、非道德的观点来谴责、批评非理性、非道德的事件。当我们以网络舆论这种自身就缺乏监督的机制来监督政府、社会、他人的行为时，是否应当考虑此种监督的有效性与公正性？

强调权利但不能淡化责任

我们必须承认某些网络言论的观点是客观、公正的，这使得民意能够借助网络传播迅速成为强势舆论，对事件的发展、问题的解决、社会的进步起到积极的作用；但亦不可否认某些情绪化、偏激性的观点不仅阻碍了问题的解决，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给国家、司法、社会造成了负面影响。

如果不对网民言论加以引导、监督，那些隐藏在正面舆论内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必会被忽视，甚至被漠视。当法律成为一张空头支票，其权威性必将遭受质疑。这将直接对法制体系的完善、法治社会的建设造成冲击；且若形成情绪型舆论或负面舆论，其社会危害性更无法预测。这种社会危害性并不仅仅局限于事件本身，还很可能让普通民众对政府失去信心从而引发信任危机或增加民众激进情绪，使社会公信力的成本代价增大。

目前，网络言论处于匿名性与虚拟性交织的状态，发言者不考虑承担社会责任的问题；部分网民很少质疑信息的真实性，也没有进行成熟的思辨，仅凭主观臆断对信息发表意见，带有很严重的感情色彩，易导致真相的掩盖、言论的失实。

言论自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但言论自由是在不违反法律规定前提下的自由。网络言论自由应以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为底线。

在不应限制网络言论自由的“高帽”下，法律规制步入困窘之地。我们必须明确：强调权利的同时不能淡化责任。言论自由不是绝对的、纯粹的自由，需要对它加以限制，以防止因权利滥用对国家、社会或者他人造成侵害。而且，我国网络道德规范框架尚处于雏形之中，自下而上的自律体系的形成也需要法律来保驾护航。

网络机制有待健全

在网络匿名状态下，个体的一切活动和行为都不被标识，匿名表达的“马甲”，使得有些人有恃无恐。当个体融入群体后，“法不责众”的错误观念又让其认为自己的放纵行为不会受到惩罚。在法律约束力低下与惩罚机制缺失的状态下，有些人任意“天马行空”。现阶段，实施网络实名制尚不具备客观条件。我们可以通过消除法律对网络信息监管的盲区，完善法律条款，对网络言论进行有效的监督、管理。现行法律中某些条款为原则性，缺少惩罚性措施，可以考虑在实体性法律中增加相关规范：扩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涵盖范围，令其能覆盖到“网络情绪型舆论”；对《刑法》的某些条款进行扩展，规范网络传播危害信息、虚假信息的行为。加大侮辱罪及诽谤罪的处罚力度，惩罚及预防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不法行为；在《民法》体系中，将隐私权从名誉权的保护中分离出来，作为独立的人格权加以直接保护。

在传统媒体中，缺乏民众表达意见和情绪的空间。网络言论表达了人们对社会不公平、丑恶现象的谴责、批判、不满，它的正面作用必须肯定。只是有些人对事物的判断牵扯进个人私利，令它变成宣泄的工具。网络言论需通过网络平台才可以表达、传播；所以，规范网络服务商行为成为必然选择。我们应当在法律上明确网络服务商的实体责任，如：应在显著位置提示网络用户在遵守各项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发言的义务；其对含有明显违法内容、侵权内容的言论立即停止传播并及时删除，同时保存有关记录的义务；提供侵权人的真实信息与相关证据的义务。现行法律对网络服务商的侵权责任采取的是“避风港原则”，而且如何证明网络服务商没有及时履行删除义务是一大难题，这不利于被侵权人寻求救济。

网络中，个体的力量十分微薄。当个体权利遭受不当言论侵害作出反应时，侵权人早已消失在虚拟世界中，或者个体直接面对强势群体。如果由相关的全国性行业协会设立网上违法、侵权案件协查机构，或许更利于弱势状态下的个体寻求救济。同时，可以采取必要的言论引导措施，如：大力开展与网络言论相关的普法教育、道德教育活动，提高网民素质；发挥资深媒体的导向作用等。

值得一提的是：限制言论自由不同于管制言论自由，这两者不可混为一谈。限制与管制的一字之差，体现的却是宪政国家与专政政府的本质不同，是民主与专制的天壤之别。

网络，本寄托着民意表达、舆论监督的重任与希冀，现在却成为道德与法律难以抵达的荒芜地带。在网民高呼言论自由权口号、高举道德标准大旗的背后，是网络言论权利本位的无限扩张和义务本位的阶段性缺失。而这一问题解决的根本之道是推进民主进程和提高全民法律意识。

本文载人民日报社《人民论坛》 2006年第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