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融资租赁业营业税计税营业额问题的通知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转发〈国务院关于调整金融保险业税收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的通知》（财税字〔1997〕045号）规定：纳税人经营融资租赁业务，以其向承租者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包括残值）减去出租方承担的出租货物的实际成本后的余额为营业额。出
租货物的实际成本，包括由出租方承担的货物购入价、关税、增值税、消费税、运杂费、安装费、保险费等费用。最近，一些地方来函询问融资租赁企业的境外外汇借款利息支出在征税时能否予以扣除，现明确如下：
纳税人经营融资租赁业务，以其向承租者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减去出租方承担的出租货物的实际成本后的余额为营业额，并依此征收营业税。出租货物的实际成本，包括纳税人为购买出租货物而发生的境外外汇借款利息支出。
本规定自1999年7月1日起执行。此前各地在执行中不论是否允许扣除境外外汇借款利息支出，对纳税人以往的营业额均不再调整。
请遵照执行。



1999年6月24日
民事诉讼中视听资料的证据效力探析

刘亚利


　　视听资料在我国是一种独立的证据种类，它对于民事案件的审判具有其他证据无法替代的优越性，但其本身又具有易于伪造和篡改的缺陷。我国关于视听资料证据效力的认定经历了一个比较长期的发展过程。笔者认为, 为了促使司法机关在实践中客观、公正地了解案情, 应对视听资料的证据能力进行合理地判断, 并通过有效的途径赋予其证据能力,对非法证据进行排除。此外, 为保证定案的准确及视听资料的证明力, 应对其证据力进行审查判断。本文拟对此方面的问题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视听资料的概念和特征
　　视听资料是用录音、录象磁带或者其他科学方法反映的形象和声音，以及电脑中存储的资料等，来证明案件事实的一种证据。〔它主要有四种表现形式∶录音资料、录象资料、电子计算机存储资料和其他科技设备提供的资料。虽然众多学者就视听资料的概念界定不一而足，但主要在于一些字面上的差异，其内涵与外延并无较大的差别。均认为视听资料是以具有科技含量的物理器材所再现的案件发生过程中的声音、图象、电子资料等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这些证据包括了与案件事实有关的录音带、录象带、磁带等，〔6〕 也有人称之为音像资料、音像证据。
　　视听资料作为一种证据，是现代科技发展在法律上的一种表现，也是司法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视听资料与其他证据一样，都能够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它们都具有某些共同的属性，比如客观性、关联性等等，但视听资料与其他证据种类相比，又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一）视听资料具有物质依赖性；视听资料的本质是一种信息, 是借助于有形物质而存在的无形物质。〔8〕它的形成以及对该证据的感知、了解都必须依靠一定的特定仪器和设备。记录、反映案件事实的声音、动作和数据资料并不能单独存在，它必须依赖于一定的物质载体（如录音带、录象带、磁盘等）。没有这些物质作为依托，可供人们视听的信息资料就会瞬间即逝，无法捕捉。这种物质依赖性是其他证据所不具备的。
　　（二）视听资料的储存容量大、稳定性强；视听资料信息量大、内容丰富，具有高度连续性，且录音、录象的磁带和电子计算机存储的数据具有体积小、重量轻、便于保存、反复使用的优点，同时与证人证言等容易受主客观因素影响发生变化情况相比，视听资料不易受这些因素影响，具有较长时间稳定性。
　　（三）视听资料具有高度的准确性和直观性；视听资料具有高度的准确性和直观性，能够真实的“还原”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内的声音、视频内容及其变化情况。视听资料属于实物证据，一般来讲，这种证据在形成过程中，只要录制对象正确、录制方法得当、录制设备正常，一般不会受到录制人主观因素的影响，并能十分准确地记录案件审理过程中的所需事实。借助相应的技术设备，视听资料可以原原本本地反映案发情况，使人得到最直观的感受来帮助判断是非。
　　（四）视听资料的易于伪造、仿造性；视听资料是科技发展的产物，它的形成是借助于一定的科技手段的，同样，人们也可以借用一定的科技设备对其进行伪造和篡改。因此，视听资料具有易于伪造和仿造的特点。在审查过程中应对其真实性作出科学判断，对有疑点的视听资料，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当然，对于视听资料的真伪，还可以通过证据的关联性加以鉴别。
　　二、有关视听资料效力认定的发展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及视听资料在司法实践中的活性化，视听资料在效力认定上经历了一个从理论模糊，不易操作到解释较为明朗，较易操作的曲折发展过程。基于司法实践的需要及要求，1995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就私自录音的证据效力问题作出了《关于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取得的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批复》，这是我国司法实践中第一个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该批复中指出，“证据的取得必须合法，只有经过合法途径取得的证据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系不合法行为，以这种手段取得的录音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这一规定对于法院在司法实践中认定私自录音的证据效力时具有普遍的约束力。〔10〕 但从效果上来看，其标准对于民事证据而言过于严厉。在实际生活中，一方当事人同意另一方当事人（无论是默认还是其他方式）录制其在法庭上有可能不利于自己的谈话内容作为证据是比较罕见的。著名法学家耶林曾经说过“我们普通法所提供给权利人的救济通常是以完全不可能得到的证据为前提的。”根据此《批复》，审判人员即使确信证据内容的真实性也无法对权利人进行有效的保护。由此可见，民事诉讼中有关视听资料的规定瑕疵不符合司法实践的顺利开展，有待进行进一步的改进。
　　鉴于此，2002年4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又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为《规定》），其中第68条、69条就视听资料有效证据的条件、证据能力等作出了较为具体的规定。第68条规定：“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这条较之于95年的《批复》，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我国司法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而第69条规定, 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该条被有的学者认为是补强证据规则。在新的《规定》中，虽然并没有直接对《批复》加以否定，但实际上它已经突破了过去未经对方同意的录音、录象资料不能作为证据的限制，规定除“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外，都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依据。视听资料证据效力认定的发展虽然经历了一个从“须经对方当事人同意”到“合法手段取得，无疑点”的过程，但比较前后两个司法解释，不难发现存在着理论上的界定模糊。所以, 理论上的模糊和相悖，必然会给司法实践带来巨大的混乱。〔11〕 由此可见，新《规定》的启动应该说是我国民事诉讼工作中的一大飞跃，它将规范视听资料证据的使用，促进民事审判工作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