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TO框架下对我国面临的跨境污染输出问题的法律思考

沈绿野（河海大学人文院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系硕士研究生导师，南京，210098）
肖 田 （河海大学人文院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系2002级硕士研究生，南京，210098）


摘要 在加入WTO以后，我国在防止外国污染物跨境输出方面将面临十分严峻的挑战。本文试对这种现象进行分析，指出其产生原因、基本形式及发展趋势，并从微观的层面上，以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为基本制度背景，对三种典型的外国污染物跨境输出行为予以重点关注，并给出相应的法律应对策略。
关键词：污染输出 跨境 WTO


Abstract Our country is now facing a serious challenge that so much pollution coming abroad has been arriving .The theme is going to analyze this phenomenon, points out the reasons, basic forms, and the developing trend of that. Also, it will concern the three typical “international pollution displacement” behaviors backgrounded by the present law arrangement situation in our country, then the paper tries to put some counter law measures forward.
Key Words: Pollution-output transboundary WTO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特别在WTO规则成为全球贸易秩序主宰的今天，旧的贸易屏障迅速坍塌，而新的防御结构有待完善，在贸易壁垒的重构间隙，特别是对于那些法制进程滞后于WTO普遍规则要求的国家，跨境污染转移已变成一种常见的现象，跨境污染的发生频率和造成的后果，随着科技的发展，非但没有减轻，反而愈演愈烈，已经从简单的直接垃圾出口，发展到输出污染技术设备乃至整个行业，所造成的环境损害也有个别、微观发展到普遍、巨量，而且难于治理。现实中的污染转移现象可以分成两类：一是在人为控制下的跨境转移行为以及随之出现的污染物或污染后果，污染转移的全过程在特定主体的有意识的控制之下，转移污染本身是其直接或间接追求的目的，如走私电子垃圾；另一类则是在自然力的作用下发生的、其转移过程和后果不由当事人的主观意志决定，如由火山爆发引起的灰尘污染，由于意外事故发生的污染，如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露事故。
学界有学者著文论述的污染跨境转移似限于发生在国与国之间的以走私，贸易，或投资为形式的污染位移，这种位移具有明确的目的地，而在实际中，存在这样的情况，有污染跨境转移的发生，但是不存在明确的对象和目的地，因而也更加难以防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气污染的转移和通过海洋水体的污染转移。为了区别上述的两种情形，本文采纳“输出”的概念，强调本文所谓污染位移的目的地特定性，所以，实际上本文所关注的问题就是对环境污染转移现象分类的第一种。。

一、 跨国污染输出的现状及成因分析
（一）我国面临的跨国污染输出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加强了环境保护工作，对危险废物的越境转移和污染密集产业引进，采取了严厉禁止和坚决反对的态度。1990年3月22日，中国政府签署加入了《巴塞尔公约》，同时在我国制定的一系列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中都做出了危险废物的越境转移和污染密集产业引进的限制性规定。
近年来，我国部分地区从境外转移污染的事件时有发生。从这些事件分析，发达国家向我国污染输出主要有以下形式：1
（1）兜售“资源性”废物为名，通过直接贸易形式把“洋垃圾”转移至我国。即污染物的直接输出；如近期，浙江台州、广东南海等地区洋垃圾拼成“名牌电脑”事件，屡被媒体曝光，针对这一问题，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记者会上，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汪纪戎专门回答了记者的提问。2上海南京也曾经发生类似“洋垃圾”进口的事件。
（2）通过提供假检验证书或其他欺诈手段，向我国输出在本国禁止生产和流通的有害产品，一般是一些已经被淘汰的库存产品。即污染产品的输出；
（3）以直接贸易的形式向我国输出在本国禁止生产的石棉、铸造、有色金属冶炼、化工、医药、纸浆生产等高污染产业或者项目，即对环境产生污染的技术设备和污染行业的输出。有些地方面制定了各种优惠政策以吸引外资。一些外商以此为机会，在我国不少地区投资兴建污染治理费用高、处理难度大、易给我国带来严重污染和危害的生产性企业，以获得高额利润。
污染跨境输出实质是污染致害后果和治理补救责任的转移。本质上反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问题上的对立，一方面发达国家在占有大部分经济资源的同时，还想要享受优质的局部环境，于是，通过各种手段转移环境危险；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希望获得发展，不得不已牺牲自己的生存环境质量为代价。在这种短视环境观念的支配下，这样的一场交易最终没有获利者，双方都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好在随着人类理性的崛起，可持续发展战略已被普遍认同，积极合作，共同控制污染的跨境输出已经成为各国共识。
（二）跨国污染输出的成因分析
促使污染跨境输出的原因归纳起来有如下几个：
1、污染废物发生量的膨胀
全世界每年产生的危险废弃物约有3亿吨，其中90％产生于发达国家。这还只是平均水平，对于发达国家，由于其环境标准往往高于发展中国家，因此在发生同样经济收益量的前提下，其被列为有害废物的副产品的相对数量偏高，这在客观上也促使发达国家通过废物的跨境输出来缓解其国内的环境压力。
2、发达国家转嫁环境危险动机的客观存在
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国民的环保意识、环境的经济价值观念的不同带来对有害废物贸易的经济价值评价观的差异。发展中国家由于受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制约，满足于进口废物带来的短期资金收入，而发达国家通过输出有害废物，可以节约大量的用于环境治理的资金，还会取得国际贸易利益。据统计，危险废物在非洲处置大约需40美元一吨，而在欧洲需要4-25倍的费用，在美国为12-36倍。3 目前，很多发达国家在处理危险废物方面的环保法规和标准都日益严格起来。在美国，1吨有毒废物的处理费高达400美元以上，比70年代上涨了16倍。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因环境标准低，危险废物的处理费仅为美国的1／10。这种差价使一些垃圾商为从中牟利，把大批有害废物越境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来。据报道，仅1986—1988年间，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危险废物就达600多万吨。目前，每5分钟就有一船危险废物跨越国界。1996年4月发生在北京市平谷县的“洋垃圾”事件也是美国违反《巴塞尔公约》，假借出口混合废纸的名义向中国倾倒有害废物的典型事件。

3、发展中国家国民环境保护的行政和法律体制不健全，废物处理有待引进先进的市场机制
相对与发达国家而言，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民众环境意识薄弱、环境法规不健全、执法不力、缺乏再生利用和无害处理有害废物的能力的状况。主要体现在：（1）有害废物管理体制不完备，人员素质不高，管理水平有限，有的环保部门甚至没有专门的废物处置管理机构。（2）用简单粗糙的方法处置有环境危险的废物，如有的直接将工业废料与生活垃圾混在一起，用普通的掩埋或露天焚烧的方法处置。（4）有害废物市场处理体系有待建立。在一些发达国家，废物的分类、收集、回收、再利用已形成一个专门的行业，如美国的Laid Law环境服务公司是一家国际性的环境产业公司，在工业和有害废物管理、处理和处置方面都有很大的业务量。而在我国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这种体系尚处于低水平的萌芽状态。就我国而言，这种处理是通过遍布各地的资源再生公司体系来完成的，但由于缺乏相应的技术和资金支持，所谓资源再生的过程只是选择范围极有限且技术含量很低的废物回收，仅限于纸质，塑料质，金属质等的废物。对于其他种类的大量废物，在城市则由城市环境卫生部门通过集中收集至郊区的垃圾场焚烧或者掩埋，而在农村，各种生活工业垃圾基本上处于无人过问的状态，由于农村废物排放的分散性，污染的控制难以有效进行，对环境有巨大的潜在破坏可能性。
4. 现有的国际贸易理论，投资理论，技术转让理论的缺陷
现有的国际贸易理论，投资理论，技术转让理论的最大缺陷是追求狭义的经
济比较效益，而没有考虑广义的社会生态环境效益，其中许多理论本身就为发达
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污染提供了依据。
国际贸易理论很多。与贸易和环境较为直接相关也较为典型的是比较优势论。该论是国际贸易的基础理论，其中心思想是：在资本和劳动在国内可以自由流动而在国际上不能自由流动的前提下，通过国际经济贸易，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可以达到两害相权取其轻，对各方都有利。该论有其正确的一面，但它的缺陷是仅考虑了各方的静态利益而忽视了动态利益，考虑了狭义的经济效益而忽视了广义的社会效益。特别是这一理论可以成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通过贸易输出危险废物，通过投资输出污染密集产业的理论依据。从表面上看，这种贸易和投资符合自由化原则，对双方都有利：就输出危险物者而言，让垃圾在国内作环保处理成本很高，而输出废物基本没有成本；发达国家转移污染密集产业既可以把生产过程和危险物“名正言顺”地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又可以享受投资的利润；就发展中国家而言，购买危险废物价格便宜，又可得到可再生资源，接受污染密集企业也可创造就业机会。这样似乎可使双方的比较优势得以发挥。但是，如果这种比较利益再宽松的环保要和生态环境代价求下就能获得，那么其结果将是使输入方付出巨大的生命健康代价。
国际投资理论也很多。象维农的产品周期论，该论被用于解释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动机。该论认为产品周期是产品运动的普遍现象，主张在新产品阶段实行垄断，用少量产品向经济结构和消费结构相近的国家出口；在产品成熟阶段选择经济水平，消费结构相似的国家作为投资对象；待到产品标准化阶段，为进一步降低产品成本，便在发展中国家寻找投资机会，再将产品出口到母国这实际就是将国内即将或已经被淘汰，高能耗物耗，高污染的产业让发展中国家去生产，然后把干净的产品出口到母国。日本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论则明确主张日本企业的对外投资从本国已处于劣势的产业依次开始。所以这一理论也为转移污染密集产业提供了依据。4
5、国际立法的缺失
1989年3月22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瑞士巴塞尔召开了“制定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公约”的专家组会议和外交大会，签署了《关于有害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的巴塞尔公约》（以下简称《巴塞尔公约》）。该公约生效时间为1992年5月5日，有104个国家成为该公约的缔约国。公约签订的目的是控制并把隶属公约管辖的废弃物越境减少到最小程度，把产生有害废弃物减少到最低程度，包括尽可能对废弃物产生源进行处置和回收；帮助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对他们产生的有害废弃物和其他废弃物进行有利于环境的管理。5在危险废物跨境转移的法律控制上，公约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作为南北对话和斗争的产物，它还存在很多不足：
(1)公约对许多关键性的概念的规定过于原则，内涵外延模糊，不能被确定援引。如对于“有害废物”的界定，列举于附件一，二中，同时也规定缔约国也可以国内立法将其他废物定义为有害废物，并未给“有害废物”一个统一明确具体的定义，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有害废物标准，具体到个案还是只能通过当事双方协商解决，这样以来，公约存在的意义就值得商榷了。又如，公约规定 “各缔约国应采取适当措施，以确保有害废物和其他废物的越境转移仅在下列情况才予以许可：当出口国没有适当的处置场所或技术能力和必要的设施、设备能力，以无害环境而且有效的方式处置有关废物时”，6但对于“适当”、“技术能力”等词的含义无统一的解释，发达国家可能以本国环境标准高为由，认定自己“没有适当的处置场所或技术能力和必要的设施、设备能力"，从而为其跨境输出污染物的行为辩解。
（2）公约有的规定前后矛盾
最明显的是第4条和第11条，对此，学界的意见比较统一。公约第4条规定，禁止向非缔约国出口或从非缔约国进口有害废物；第11条规定，各缔约国可同其他缔约国或非缔约国缔结关于有害废物越境转移的协定，只要求此类协定不减损本公约以环境无害方式管理废物的要求。7因为公约对何谓“环境无害管理”这一关键概念无明确规定，使得缔约国可以任意解释该条款，在实际上，缔约国的有害废物出口并不受控。“11条的规定尽管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原理相符，但仍被认为是对公约的严重减损”8 “11条在公约磋商时，是对最具争议议题达成的最后妥协，其用词也十分模糊，基于此，成员方会议至今未对规定与现存的协议的协调性进行深入研究。”9所以也有人指出，《巴塞尔公约》所建立的法律体系在实际上被用到了其初衷的反面。
（3）实施公约的困难
缔约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是否有能力执行公约的各种复杂的规定，直接决定了公约是否能被有效率地实施。如对于PIC（事先知情同意制度）和同意程序，出口国进口国及经过国主要面临的问题是：不知道将有有害废物经过或进口到本国；没有充足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来评价一个有害废物的越境转移是否可以接受；没有进行通知和同意的管理能力；对于将要进行的有害废物转移的专业评估没有足够的信息帮助。故Kummer认为，成功采纳PIC制度需要靠国家先进的环境管理设施和规定；当大部分发达国家都存在问题，却要求发展中国家或转型中的国家有效执行该机制是不可能的。因此公约规定的控制，监督，PIC制度，交换信息等制度需进一步完善。发达国家应更多向发展中国家转让先进技术和设施，帮助发展中国家有效地执行公约。10
二、 控制跨境污染输出方面现有的法律规定
跨境污染问题涉及到的法律关系包括国内法和国际法两个方面，从污染物跨境发生的过程来看，有害的污染物一旦产生，其产地的法律对即有管辖权；当污染物准备出口，它必然面临国际通用贸易规则的约束，当污染物运抵目的地时，当地的法律对其的准入也设定了一系列的规则；最后，当跨境污染输出事件的当事各方之间发生纠纷时，也要借助于国际公约、协定、条约来解决问题。
就中国而言，现在面临的主要是在加WTO后现有的法律规则同WTO规则靠拢和协调的问题。
我们必须要看到，每一次安乐死问题的提出，都是伴随着某个人正在处于剧烈的痛苦中或垂死状态，维持他这样的痛苦的是“人道”的医生，在用如金子一般昂贵的药液，一点点输入他的躯体，换来的是他得以维持这个让他痛苦到想放弃的生命。而这些换来的唯一好处，只是满足人们的口舌之快和道德家伦理家医学家哲学家们一篇篇重复烂臭的文章。安乐死问题，犹如一艘小船，不要妄想一次次把它投到人们的口水中，就可以把水压下去，它始终承载着痛苦浮在水面以上。那些想要安乐而去的人，大多数只能在喜欢施虐又愚昧自私的人们的玩味中痛苦而去，见到上帝的时候他们的面孔也依然扭曲。应该这样吗？一定要这样吗？何必呢？何苦呢？生死就那么难吗？
　　 据说安乐死这个词汇是源自希腊语，是幸福的死去的意思。能幸福的死去，何尝不是一件快事？可发明这个词的地方并没有实行它。因为害怕，因为争议，因为懦弱，人类的大部分地区都不能不敢实行安乐死，而只是讨论它，似乎它的价值只在于讨论。美国俄勒冈州是世界上第一个承认安乐死合法的地方。自这项法令1997年生效以来，已有200名绝症病人在该州实行了安乐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目前正在仿效俄勒冈州制定类似的法令。而真正全国允许安乐死的国家只有荷兰和比利时。瑞士、日本、法国、哥伦比亚、澳大利亚局部也都在进行这样的革命，但革命很不彻底，似乎只能算正在改良阶段。人们都在等待，不知道在等待什么，等待中积累的只是越来越多的痛苦和矛盾，乌云不因等待而不在，雨该下还是要下。我佩服这些敢于吃螃蟹的国家，起码我们的一些病人在羡慕美国那200个病人，起码他们开始反抗人类的懦弱本性，可以咬下牙做应该做的事。
　　 人类越进化就越不相信自己，而面对安乐死的态度就是一个重要的表现。因为人们害怕出错，害怕自己因为欲望和诱惑而去杀人。于是各种学派出来找借口，神学家说人的生命是上帝赋予的，世俗社会无权干预神的安排，任何人(包括他自己)都无权“替天行道”。可是神父们有没有看到，当人因为病痛而陷入无法抵抗的旋涡之中时，这能否看做是上帝在召唤他，那就帮上帝做事让他死吧。在中国，人们更强调“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损伤”，应该由父母来决定个人的生死，任何一个父母对待儿女都比上帝更加仁慈，如果连上帝都同意他去了，哪个父母还能忍心留呢？道德家更虚伪，他们认为每一个人都有权活着，医生的道德责任是救死扶伤，任何的安乐死都是不道德的，他们没有注意最基本的道德是什么，应该是尊重。医生也应该尊重病人的选择，医生的责任不仅仅是挽救生命，更应该是阻止痛苦蔓延。比起只知道赚钱的医生，给人实施安乐死的医生应该更有道德感。伦理学说从生物本源考虑，任何人，只要他(她)还没有死亡，理论上他(她)就有可能为种群继续做贡献。种群的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他都病入膏肓了，还为种群做什么贡献？只能用种群创造的价值来挽救他已经无甚价值的生命，按经济学的说法是，只有成本支出没有利益回报。这对种群来说有什么利益可言？社会学者认为，人不是孤立的生活的，而是社会的人，要对社会负责，要对社会承担，要对社会尽义务。而安乐死也正是对社会负责的表现，在无用的医疗和无边的痛苦中选择死亡，可以节省医疗资源去治疗可以康复的病人，同时允许绝症患者安乐死，本身也是社会对病人的权利的尊重，是社会性的体现。人不能只尽义务不享受权利不是？哲学上认为，人的生命不完全属于自己，人没有对自己生命的完全支配权，所以自杀是不被认可的。但安乐死与自杀是不同的，自杀很多是健康人因为情感或其他原因自己采取极端手段了解生命的方式，是主动的，对社会的影响是消极的；安乐死则是因为病痛的持续且不可康复性而由医生采取无痛苦结束生命的方式，是被动的，对社会是积极的。如今的自杀者中，因为无法实施安乐死而采取自杀方式的有多少？那些消极安乐死实施者，也就是回家等死的，不等同于自杀吗？更别说跳楼、服毒等。人到了那个时候，不是他杀，就是自杀。我们应该帮他们选哪个？与其一个人面对恐惧孤独无奈而去，还不如依照程序有条不紊有家人和朋友陪伴体体面面舒舒服服的走。医学界干脆就不要参与讨论了，不是你们的贪婪和无能，安乐死根本就不应该成为问题。
　　 无论怎么说，无论得出对与错的结论，不能立法规范就是最大的失败。来自国家的意志，最根本的反映人类的本性。法学界的不自信，让国家不敢轻举妄动，眼睁睁看着那些病人处在痛苦中煎熬，如同被巨蟒慢慢吞噬，毫无希望，却也要坚守原则，看着他恐惧，看着他死亡。同样是死的问题，安乐死与死刑同样难办，同样迟疑，却不同样的原则。安乐死是要死死不了，而死刑却是不想死非要你死。国家在这两个问题上的法律徘徊，可以看出对人命的珍惜，也同样看得到对法律的不信任。如果法律是可以信赖，真实可靠，合理有效的，那么这两个问题的表现都应该与现状相反。死刑应废，安乐死当行。凭什么不能由国家来帮病人结束生命，却可以去杀罪犯，对生命的珍视难道不应该平等吗？凭什么安乐死怕有人利用，进而故意杀人，而死刑就不怕冤假错案，难道医生都是糊涂虫，法官就个个是聪明一休？凭什么帮一个病的以后都只能靠输液和透析活着病人结束痛苦是社会的损失，杀一个健康的可以做任何事可以创造更多价值的犯人就是胜利呢？又是凭什么杀一个罪犯可以操作，让一个病人安乐死就不具有操作性呢？单纯的技术角度来看，罪犯的该死与病人的该死比较，安乐死应该更好操作。到底罪犯犯了多大的罪应该死，众说纷纭，标准不定，犯这样的罪该死，那犯那样的罪就不该死？病人则不同，病到不可救药，病到当前医术无法解决，图留痛苦，且病人自愿，这就可以死，医疗的发展程度及局限性就是病人当死的技术决定因素。于情于理于道德于伦理于利益于应然于规律都应当有死刑的废除，安乐死的存在。
　　 一次次的听到那些可怜的病人因为不能选择死亡而倍受煎熬的消息，消息的背后是正常人所不能理解不能体会的折磨。当我们被这些类似的消息和呼吁所惊醒到麻木，那无疑是我们亲手酿造悲剧的再悲剧。等待安乐死的病人希望听到我们的呼声，即使不能解决他们的痛苦，也可以缓解，因为至少还有希望。我们的法律很多时候都愿意固守陈规，守住的据说是符合国情的，另一方面我们还愿意借鉴，借鉴的据说也是符合国情。可国情是不是更应该包含民情，如果民意如此，悲剧必然停止。不应该等那些所谓的发达国家先去实验了我们再去照搬照抄，也不应该守着祖宗礼法迟疑不前。我们既然要走自己的路，就应该站出来先吃了自己眼前的这盘螃蟹。吃螃蟹，或许容易被它的坚硬外壳割伤，但只要我们小心防范，我们将得到美味和营养。
　　 安乐死完全可以操作起来，首先我们可以迈出立法的一步，从当前情况下医学达到的水平来衡量，明文规定哪些疾病到什么阶段可以适用安乐死法律，然后严格规定有资格确定安乐死的医疗机构和医师，并根据医学发展和地区发展状况，逐步完善此类规定。然后我们可以尝试在疾病不影响人正常思维的病人中，允许安乐死。但必须由病人自己提出，并有书面申请和视听资料，见证人为了慎重和保险起见，可以规定多于两人，鉴定医师数量也应该有多于两人的要求，还可以由公证机构介入程序监督，最后要有病人家属意见。程序严格复杂，参与人数众多，应该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杜绝借刀杀人的现象。另外，修改相关法律，首先肯定是宪法，要由宪法规定公民享有选择死亡的权利；还比如保险法，利用安乐死骗取保费的不予理赔；刑法，利用安乐死导致因疾病不必然导致死亡或病人自己不同意安乐死的死亡，以故意杀人罪论处；还有民法民事诉讼法，也要规定用安乐死来规避债务的等等。同时可以规定如现在最高法的死刑核准权一样的安乐死核准，也由最高院统一批准。待到将来技术成熟，再慢慢放开对植物人等无意识患者的安乐死操作。等到医学再发展，我们就可以再修改法律，直到它没有用了为止。如果我们现在什么都不做，只是讨论来讨论去的停留在文字上，无疑将使我们成为悲剧连续剧的导演和实施痛苦的刽子手。
　　 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个问题。对于健康的人，我们无论遇到多大的挑战都应该勇敢面对，即使它是我们自身的懦弱和无知。对于将死未死而又痛苦到不可忍受的人，如何选择应该由他们自己决定，即使你是他的亲人，你舍不得他，即使你是他的医师，你害怕他，即使你是一个无关的人，你不在乎他，都应当尊重他选择自己的人生。毕竟幸福愉悦是一种享受，哪怕只有一秒，后面即使什么都不存在了又有什么可惜？无论对谁，活着还是死去都不是个难题，答案总是一定的，关键是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