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侦查期间采取强制措施后外逃的犯罪嫌疑人是否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
作者：逯春燕、李旺城

【简介】“从旧兼从轻”原则不应适用于采取强制措施后外逃的犯罪嫌疑人。“从旧兼从轻”原则作为刑法在溯及力方面的一项重要原则，“从旧”要求按嫌疑人行为当时的法律规定定罪量刑，体现了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主客观相一致原则；“从轻”则将行为时与行为后的不同法律规定相比较，择其轻者加以适用，体现了当代刑法发展的轻刑趋势和人文关怀。
【关键词】从旧兼从轻 价值取向

一、基本案情
1999年3月4日15时许，犯罪嫌疑人耿某在驾车途中，因采取措施不当，与对面车相撞，造成对方人员一受重伤，一受轻伤，两车车损3万余元。事故鉴定耿某对此应负全部责任。案发后，耿某于1999年3月5日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同年3月22日被取保候审，但在案件移送顺义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期间，耿某外逃，致案件不能正常审理。后经公安工作，耿某于2001年10月16日被抓获。
二、分歧意见
在此案的处理上，存在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犯罪嫌疑人耿某不构成犯罪。因为耿某犯罪是在1999年3月4日，按当时有效的司法解释，交通肇事重伤一人以上，或造成公私财产直接损失数额3万元以上的，构成交通肇事罪，据此应追究其刑事责任。但由于耿某取保侯审期间外逃，此间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11月10日对审理交通肇事案件作出新的司法解释。按照新解释，本案交通肇事造成的后果就未达到构成交通肇事罪的标准，因此，耿某虽于2001年10月16日被抓获，但本着从轻原则，应免于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二种意见认为，犯罪嫌疑人耿某构成交通肇事罪。因为耿某的交通肇事行为，按照行为当时的司法解释，其所造成的后果，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之所以诉讼迟延是由于耿某取保侯审期间外逃。所以，对于新颁布的司法解释，耿某并不适用，仍应按从旧原则，以行为当时的司法解释追究其刑事责任。
三、笔者观点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耿某若不外逃，按其行为当时的法律规定，已构成交通肇事罪，对此大家并无异议。但因其于取保侯审期间外逃，其间新的司法解释提高了对交通肇事罪的认定标准，若依新的司法解释，耿某就未构成交通肇事罪。所以，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从旧兼从轻原则是否适用于采取强制措施后外逃的犯罪嫌疑人。
笔者以为，“从旧兼从轻”原则不应适用于采取强制措施后外逃的犯罪嫌疑人。“从旧兼从轻”原则作为刑法在溯及力方面的一项重要原则，“从旧”要求按嫌疑人行为当时的法律规定定罪量刑，体现了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主客观相一致原则；“从轻”则将行为时与行为后的不同法律规定相比较，择其轻者加以适用，体现了当代刑法发展的轻刑趋势和人文关怀。这一原则是符合法理与实际需要的。
但对于本案耿某及采取强制措施后外逃的犯罪嫌疑人，笔者以为，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有如下不妥：
1、有悖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是刑法的重要原则之一，它要求罪与刑应相当，罪刑应相称、相均衡，犯多大的罪就应承担多大的刑事责任，罪轻罪重应当考虑行为人的犯罪行为本身和其他各种影响刑事责任大小的因素。就本案而言，我们可以设想，若耿某不外逃，他必然已被起诉、审判，追究了相应的法律责任。现在，若不仅不因耿某的外逃行为加重对其的处罚，反而因其外逃期间出台新的司法解释而免于追究其刑事责任，恐难以体现刑法对他逃避侦查主观恶性的否定评价，难以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2、有悖于新刑法相关司法解释的价值取向。1979年旧刑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1997年新刑法第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通过对二法条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新旧刑法对逃避侦查、起诉、审判的行为始终持打击态度，只不过，新刑法对此方面的打击更为严厉，将不受追诉期限限制的情形由旧刑法所规定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以后”提前到“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环节，因此，可以说，刑法对逃避侦查之行为从严打击的价值取向十分明显。本案若因耿某逃避侦查行为而致免于追究其刑事责任，恐有违新刑法相关价值取向。
3、有悖于司法公正。公正是司法活动追求的目标之一。刑事立法确立了一般公正。但由于法律规范本身的局限性，在适用于个别案件时，这种一般公正并不能“天然”地转化为个别公正，而待于能动地刑事司法活动有所作为。为此，英美法系设立了作为一个独立法律渊源的衡平法，来衡平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大陆法系国家，对于这种法律规范的僵硬性与现实生活的流动性，则主要通过司法裁量加以消弥。而我国主要表现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实际情况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以及法官通过良知与公正进行自由裁量。在此，我们不能否认，“从旧兼从轻”原则作为几大刑事司法原则之一的重要作用，它较广泛地体现了正义，保障了人权，具有概括性的指导意义。但这一原则适用于特殊案件、特殊情况时，例如耿某之案，我们可以设想，与耿某犯罪行为类似，但未逃避侦查、起诉、审判的犯罪嫌疑人肯定已被追究了刑事责任，此时若对本案适用该原则，耿某将免于刑事责任，这种结果恐难体现“从旧兼从轻”原则应有的正义，也有悖于司法公正。此时，就需办案人员通过个案司法，纠正一般刑事司法原则在特殊案件、特殊情况下出现的偏差，以体现特殊案件、特殊情况下的司法公正。
因此，笔者以为，对于本案犯罪嫌疑人耿某不应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推而广之，对于采取强制措施后曾外逃的犯罪嫌疑人，在适用法律时也只应依“从旧”原则定罪，同时考虑其曾外逃的情节加以量刑。只有这样，才能体现法律的公平与公正。在此，笔者还建议，对于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诸如本案情况，应尽快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对“从旧兼从轻”原则加以细化，对特殊案件、特殊情况作出限制性规定，以使一般立法公正能顺利转化为个案公正，同时也解司法之困惑。

相关法条链接：
1、《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严格依法处理道路交通肇事案件的通知》（1987年8月12日 法（研）发[1987]21号）第一条规定：“重伤一人以上，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或者“造成公私财产直接损失的数额，起点在3万元至6万元之间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2、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0年11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36次会议通过）第二条第二款规定：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一）酒后、吸食毒品后驾驶机动车辆的；（二）无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辆的；（三）明知是安全装置不全或安全机件失灵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四）明知是无牌照或者已报废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五）严重超载驾驶的；（六）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
4、最高人民法院决定自1997年10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时间效力规定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第一条规定：对于行为人1997年9月30日以前实施的犯罪行为，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行为人逃避侦查或者审判，超过追诉期限……是否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适用修订前的刑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
5、1979年刑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6、《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高检发释字[2001]5号，自2001年12月7日起施行）提出：对于新的司法解释实施前发生的行为，行为时已有相关司法解释，依照行为时的司法解释办理，但适用新的司法解释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适用新的解释。


浅议危险驾驶罪
2011年2月2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下称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二条规定了“危险驾驶罪”。危险驾驶机动车罪是指醉酒驾驶机动车、在城镇违法高速驾驶机动车竞逐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交通违法行为。
设立“危险驾驶罪”，社会公众有呼声、人大代表有建议、政协委员有提案，可谓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不管是代表大陆法系立法传统的日本、德国，还是代表普通法系的英国和美国部分地区，都在本国和地区的刑法范围内强调对危险驾驶行为进行法律规制时下。因此,我国将危险驾驶行为入罪是对违法驾驶机动车辆行为专项惩处力度的加大，也是保障公民生命权益的又一司法举措，更是对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立法贡献。
笔者试图以刑法修正案（八）二十二条为基础，结合一些假设事例，试图以个人观点对危险驾驶罪提出拙见，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谋求法律解释的进一步明晰，有助于司法实践更好把握和运用。
案例（一）王某吸食毒品后，产生幻觉后驾车在公路上行驶，交警见其驾驶行为异常拦下王某，对其进行酒精测试结果并无喝酒行为。后因其语无伦次等现象怀疑其吸食毒品，将其带回公安局。
在此案例中，一般而言，王某的行为可能会被认定一般违法行为，并非犯罪，仅仅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吸毒后驾驶、吸食精神药物后驾驶不是比醉酒驾驶危害更大吗？但二十二条却仅将其中的较为常发易见的醉酒驾驶、飙车行为规定其中，而忽略了其他行为，似乎缺乏缜密性。
在危险驾驶行为的界定上，危险驾驶行为是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规驾驶机动车造成或增加不应有的危险的行为。严格意义上的危险驾驶行为应当是指“高危性不安全驾驶”。这种危险驾驶是指驾驶人员的驾驶状态和驾驶行为极为危险，极易引发交通事故。这种危险驾驶通常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驾驶状态的高度危险，如饮酒、服用毒品、麻醉剂、疲劳驾驶等情形；另一种情况是驾驶行为的高度危险，包括严重超速行驶、无证驾驶或明知车辆不符合安全要求仍然驾驶等[1]。
其他对危险驾驶立法的国家和地区以“醉酒驾驶、吸毒驾驶和严重超速驾驶”为危险驾驶的主要表现形式，这些危险驾驶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普遍性。我国规定的危险驾驶犯罪，在内容上仅规定了“醉酒驾驶”以及“飙车”行为，似乎内容过于狭窄。“犯罪的本质是对法益的侵犯。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反过来说明犯罪的本质是侵犯法益。刑法的任务是保护法益。”[2]所以刑法应将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或严重侵犯或威胁法益的行为都纳入打击的范围。同时，在司法解释中在类型描述上应严格予以限定，在具体行为判断上，只有那些具有转化为现实危险可能性的危险驾驶行为， 才能够纳入刑法视野， 防止刑法在司法解释上过度扩张。
案例（二）王某（酒量很高）于前夜大量饮酒，次日酒醒后（头脑清醒），驾车去公司上班，被交警检查拦下后，经酒精测试体内仍然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恰好达到80毫克，为醉酒驾车。
在此案例中，由于我国目前认定醉酒的标准是以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标准，那么王某前一天晚上由于饮酒过量而致使第二天早上血液中酒精含量超标并达到醉酒标准的驾驶行为应被认定为危险驾驶罪刑法。
笔者认为王某认识不到自己是在醉酒驾车的，即王某正常驾驶车辆且没有造成任何危害的，不应以危险驾驶罪追究刑事责任，否则将有客观归罪之嫌。但是，如果王某明知自己仍处于醉酒状态而执意驾驶车辆的，则应按危险驾驶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二十二条中关于危险驾驶罪的两种情形应该认为是故意犯罪，这既涉及到机动车驾驶人的认识因素，又涉及到机动车驾驶人的意志因素。首先，这种故意应表现为机动车驾驶人在明知违反交通法规的情况下不顾他人和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醉酒驾或驶追逐竞驶并放任这种危险状态的存在；其次，就违反交通法规而言，机动车驾驶人是明知故犯，表现为一种直接故意，就因其自身行为而造成的对公共交通秩序的危害和由此而形成的危险状态而言，机动车驾驶人则表现为一种放任或过于自信的过失。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二十二条在执行过程中应适当考虑机动车驾驶人的主观因素，饮酒后对机体神经的麻痹有必然的客观影响，但是每个人对酒精的反应不一致，对酒精的耐受程度也有较大差异，不能不考虑行为人对酒精的耐受程度，对于醉酒驾驶还应当出台更为完善的检验措施。同时合理衡量其主观的社会危害性及预期危险性，有效的避免法律的僵硬实施。
案例(三) 秦某驾驶一辆汽车在公路上行驶，因回家心切便高速行驶，在加速超越前车时，前车汽车司机争强好胜，便加速追赶！此时被执勤交警拦下。
试问秦某是否被认定为追逐竞驾行为,笔者认为秦某并没有与追逐竞驶对象的意思联络，只是秦某意图使自己的车辆高速行驶超过其他车辆，由于车速快客观上形成了“追逐竞驶”的状态。从表面上看似乎符合危险驾驶罪的客观构成要件，但由于主观恶意很弱，并且加之所处环境并没有对其他法益造成紧迫危险，一般应不宜认定为犯罪。
“高速行驶”不等于“追逐竞驶”行为，高速驾驶行为并不一定具有追逐竞驶的特征，其可以在没有追逐竞驶对象的情况下单独完成。而追逐竞驶则必须要求有一个以上的追逐竞驶对象，驾驶者之间有无事先的意思联络也应考虑在内，如数名司机商定驾驶自己的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玩“飙车”在有意思联络和追逐竞驶状态下，按照危险驾驶处罚；或者是虽无意思联络，同时客观上构成三次相互追逐，具备下列情节（1.因追逐而发生交通事故并造成较大人身财产损失(尚未构成交通肇事罪)的;2.追逐车速达到或超过行驶路段的规定车速的1.5倍的;3.在闹市区或车流量较大的路段追逐造成交通阻塞半个小时以上的;4.有其他恶劣情节）时，认定为危险驾驶行为。要严格限定追逐竞驶的行为模式，并不是所有高速行驶的车辆均构成本罪，考虑行为人所处的环境、潜在的危险性、行为人心态等情况，以免造成打击面过大。此外，由于车辆运送紧急病人、处理特殊紧急事务等情况也需要综合考虑行为人的各种因素，不应一概以犯罪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