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学校承担学生伤害事故赔偿责任的性质

高 原


教育部于2002年8月21日颁布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处理办法)已于2002年9月1日实施了。由于此前我国缺乏对学生人身伤害事故处理的统一规定，因此该处理办法的颁布实施无疑对处理此类案件有了一个明确、具体的依据。但由于教育部所颁发的规章的效力层次较低，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仅是可以“参照”适用，因此其实际作用并不是很大。更何况对于学生人身伤害事故的责任承担是一项基本的民事制度，因此教育部门的这些规定也不能超越法律或行政法规的规定。我国一些地方法规或规章所作出的类似规定，也同样存在上述问题。尽管如此，毕竟是有了一个较具体、详细和统一的规定，无疑具有进步意义，对推动这一方面的立法和司法实践都具有较积极的影响。经过一年多来的实施，也存在着不少问题，现笔者试图对学校承担学生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的性质进行初步的探讨。

对于学校承担的学生在学校期间所发生的人身伤害事故的赔偿责任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责任，法学理论界似乎没有定论。前几年学生人身伤害事故频繁发生，从而引起了司法界与理论界的关注，也产生了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是学校应承担的是一种合同责任。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学校承担责任的依据或原因是基于学生或其家长（以下统称“学生”）与学校之间的合同关系，即学生在学校就读时，便已经与学校形成了以对学生进行教育和管理为主要内容的合同关系，学校不仅应根据合同的要求对学生履行文化、思想品德等各方面的教育义务，而且还有保护学生人身安全的义务。因此，如果学校没有履行人身保护义务而使学生人身受到伤害时应向学生承担违约责任。把学生与学校之间的这种关系定性为合同关系在私立学校及学生成年（即已满18周岁）后在大学进行学习时的情形似乎更加准确。而且同时认为，如果定性为一种合同关系，按照现行合同法第107条的规定，不论学校是否存在过错，除不可抗力外，对学生在校所受到的人身损害学校都应承担违约责任。但反对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学生与学校之间这种法律关系的性质并不能简单地认定为一种合同关系，特别是在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有接受教育的法定义务，因此与民事合同的自愿原则严重不符。同时，根据行政法学理论的最新发展与屡见不鲜的判例，也使得学校具有了准行政机关的色彩，或者是具有公益性质的事业单位，所以把学生与学校之间的这种关系简单地定性为民法上的合同关系并不准确，因此主张用民事责任类型中的侵权赔偿责任来定性更加恰当。但是，即使是学生在学校学习期间发生的人身伤害事故，绝大多数并不是学校或教师的直接行为而引起，特别是学生在校读书时受到本校其他学生或外来人员的侵权行为而受到的伤害，如果让学校来承担侵权责任，又与民法通则中现有的任何一种侵权责任都不符合（不管是一般的债权责任还是特殊的侵权责任）。还有人认为，在学生为未成年人的条件下，学校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就是监护义务或者是部分监护义务的移转：由于学生上学了，其监护人无法对学生行使监护职责，而在此时把该项职责“暂时移转”给了学校。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并不正确。首先，监护责任是民事责任中一种特别的民事责任，主要存在于特定的人身关系与特定的情形之中。不论是法定监护还是指定监护，让学校来承担这种责任都没有相应的法学理论依据与法律规定依据，笔者在此不再详述。就算是委托监护，通常情况下学校与家长之间也并未达成相应的监护委托协议，因此也无法成立。（当然，如果学校同意承担且双方签订有协议的情况下也是可以存在的）。同时，相对监护法律关系以外的第三人而言，由于监护责任是一种替代责任，也是一种无过错责任，不论监护人是否存在过错，当被监护给他人造成损害时监护人都应承担替代赔偿责任，所以对于学校来说是一种较重的责任。而且，当监护人疏于管理与保护而导致被监护人的人身受到损害，不论学校是否具有过错都应当承担责任，显然有失公平。因此，认为学校应当承担监护责任的观点并不正确。

笔者认为，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应当依据不同的情况来进行确定：私立学校与学生之间应当主要是一种合同法律关系，而义务教育学校及公立学校与学生之间则应该是一种由法律（主要是行政法）直接规定的特殊的教育、管理及保护等权利义务关系。因为对于私立学校来说，其收取了较高的费用并自愿向在校学生提供了更多的教育内容与更高的管理及服务要求，因此，当其未能保护到学生的人身权利时，就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来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只不过是在具体适用时应采用过错责任原则来进行处理。而对于接受义务教育及公立学校教育来说，学生与学校之间并不是自愿形成的合同关系，特别是学校根本就没有实施积极的侵权行为时，其只是负有法律（主要是行政法）直接规定的人身保护义务。因此，笔者认为这种责任既不是传统民法中的合同责任或侵权责任，也不是监护责任的移转，而是一种由特别法（主要为行政法）所直接规定的特殊的责任类型。我国教育法第29条第3项就规定了学校负有维护受教育者合法权益的义务，尽管没有详细指明合法权益是否含有学生人身的保护义务，但是负有这一义务应当是不言而喻的。

根据前面的论述，笔者认为对于学校承担责任的对象来说，也可能会存在着两种情形：一种是当学生在校学习期间给其他人造成损害时学校可能承担的责任；第二种情形是当学生在学校受到人身损害时学校可能对该学生（或其监护人）所承担的赔偿责任。在私立学校中，如果双方的合同中明确约定在某些情形下学校必须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时，依据其约定处理；没有约定时，应当按照义务教育学校及公立学校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处理。而在义务教育学校及公立学校应承担赔偿责任时，应该按照相关法律的直接规定来处理。当然，如果学校（或其教师）故意侵害学生的人身权利时，就会出现普通侵权责任与上述两种责任的竞合，此时可以由学生来选择对其有利的责任性质来向学校主张。至于学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笔者认为应当有三个：即过错、损害及因果关系。由于这三个条件与普通侵权责任条件中的含义基本相同，笔者在此就不再赘述。对于学校在什么情形下应当承担责任什么情形下可以免除责任，《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也作出了一些比较具体的规定，可以作为参考。

总而言之，确定学生人身伤害赔偿的责任性质对处理此类案件非常重要，会涉及到责任的构成要件、举证责任及赔偿范围等很多方面。因此，只有对其进行了正确定性才能作出更加适当的处理，从而保护当事人各方的合法权益，并促进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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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 斯洛伐克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关于植物检疫及植物保护的合作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以下简称“缔约双方”）希望加深植物检疫和植物保护领域的相互合作，为了有效防止有害生物的传播和蔓延，保护生产和植物资源，促进两国经济、贸易和科技交流的发展，达成如下协定：

　第一条　本协定中的术语定义如下：
　　（一）植物——活的植物及其器官，包括种子和种质；
　　（二）植物产品——未经加工的植物性材料（包括谷物）和那些虽经加工，但由于其性质或加工的性质而仍有可能造成有害生物传入和扩散危险的加工品；
　　（三）种子——用于种植而不是消费或加工的籽实；
　　（四）植物性物品——第一条（一）、（二）、（三）中所指各项；
　　（五）有害生物——任何对植物或植物产品有害的植物、动物或病原体的种、株（品）系或生物型；
　　（六）检疫性有害生物——对受其威胁的地区具有潜在经济重要性，但尚未在该地区发生，或虽已发生但分布不广并进行官方防治的有害生物。

　第二条　缔约双方的主管部门将及时向对方通报检疫性有害生物疫情发生情况、为防止其传播而采取的控制或根除措施。

　第三条　植物性物品从缔约的一方领土出口到另一方或过境通过另一方时，要遵循缔约另一方国内关于植物检疫和植物保护的法律。

　第四条
　　一、缔约双方同意在植物性物品出口到对方领土时使用以下包装材料，例如，不会传播检疫性有害生物的刨花、锯末、纸张、塑料材料和其他材料。不得将土壤出口或随货物传带到对方。出口的种子和植物必须附有新的包装材料。
　　二、禁止使用草秆、叶子和其他植物材料作包装和铺垫材料，用来运送植物性物品到对方领土的运输工具必须彻底清扫，为防止可疑的检疫性有害生物的传播，必要时还要消毒。

　第五条
　　一、每批需经植物检疫的出口植物性物品，必须附有出口方官方植物检疫机构签发的植物检疫证书，确认这些物品中没有被对方列入名录的检疫性有害生物。植物检疫证书必须用英文和本国官方语言写成。
　　二、具备检疫证书并不排除进口方有权对所提供的植物性物品进行植物检疫并采取适当措施，并将最终的处理情况以书面形式及时通知对方。
　　三、在进口不同的植物性物品时，缔约双方的主管部门可决定增补植物检疫标准。植物检疫的程序和其他条件将由缔约双方的主管部门在单项检疫条款的检疫技术议定书中确定。

　第六条
　　一、在植物检疫过程中，如发现检疫性有害生物或违反进口国植物检疫法规的行为，缔约双方的主管部门有权拒绝进口这些植物性物品，或将其销毁，或采取其他的紧急植物检疫措施。
　　二、缔约双方承诺，针对双方交换和贸易的植物性物品的情况，在各自的领土内，组织有害生物的调查和防治，在发现有名录规定的检疫性有害生物的地区，推行植物检疫和植物保护措施。必要时，组织植物检疫专家互访，开展检疫科学试验，研究技术合作。

　第七条　缔约双方承诺，在交换各种植物性物品，包括捐赠、科技交流和通过外交途径送出这种物品时，双方将遵守本协定的各项规定。

　第八条　缔约双方的主管部门必要时将依照本协定向对方提供植物检疫和植物保护领域的专家、技术及其他帮助。

　第九条　缔约双方的主管部门将：
　　（一）最晚在各自国家有关植物检疫和植物保护的法律生效后三个月内，将这些法律和法规通知对方。
　　（二）相互通告各自国家发行的有关植物检疫和植物保护的专业和专门杂志、专著及其他出版物。
　　（三）相互及时通报有关本国病虫害发生、传播、最近发展趋势、数量以及防治方面的信息，但缔约任何一方不得将信息转告第三方。

　第十条　如缔约双方同意，植物检疫可由缔约一方的主管部门在另一方的领土上进行，以方便运输并减少检疫性有害生物传入的危险。

　第十一条　
　　一、如有必要，缔约双方的主管部门将举行会议，共同磋商，以解决与执行本协定有关的实际问题。
　　二、磋商将轮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进行。磋商日期和地点在双方同意后确定。
　　三、缔约双方的主管部门将为各自的代表承担费用。

　第十二条　缔约双方负责本协定执行工作的主管部门为：
　　中方：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负责与进出境植物、植物产品检疫的相关工作）
　　斯方：斯洛伐克共和国农业部
　　中央农业防治和检验所

　第十三条　本协定不影响缔结双方在其他国际协定中承诺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四条　缔约双方之间因对本协定有不同解释，或因执行本协定而出现的不同意见，将由一个经双方同意后指定的联合委员会负责解决。如该委员会不能解决，则将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第十五条
　　一、缔约双方应在完成使本协定生效所需的各自国内法律程序后，自通过外交途径相互书面通知之日起生效。
　　二、对协定的任何修改将按照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程序进行后生效。
　　三、本协定有效期为五年。除非缔约双方中一方在有效期结束前至少六个月书面通知终止本协定，否则本协定自动延长五年，并依此法顺延。
　　本协定于二○○一年二月十二日在布拉迪斯拉发签订正本，一式两份，每份均用中文、斯洛伐克文和英文写成。如遇解释分歧，以英文文本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
　　　　　　　　　 代表　　　　　　　　　　　 代表
　　　　　　　　　 张祥　　　　　　　　　　　孔佐什
　　　　　　　　 （签字）　　　　　　　　　　（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