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色，性也。性是一个和人类历史一样古老的话题，性与权力纠缠不清的关系，也历来受到人们的关注。性贿赂，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情色贿赂，是古已有之的权色交易方式。《左传》昭公年间，晋邢侯与雍子争田案中，因雍子为“法官”叔鱼献上女子，叔鱼曲法断案，作出有利于雍子的判决。后被叔向以情色贿赂断为贪墨之罪，叔鱼被处死刑。这大约是有史籍记载的最早一起因情色贿赂受罚的案件了。

到了唐代，社会实践中情色贿赂的形式更为多样，但国家法律对其规制也更趋严密。对于官员接受“情色贿赂”的行为，《唐律》将其界定为“枉法娶人妻妾及女者，以奸论加二等;为亲属娶者，亦同。行求者，各减二等。各离之。”也就是说，因为治下民众有所“行求”，而枉法迎娶行贿人之妻妾或女;或者“监临官”接受行贿之人枉法处断公事的请求，为其亲属娶行贿之人妻妾或女;抑或监临官亲属明知行贿之人向监临官提出枉法请求，并以其妻妾或女嫁于己为承诺，仍接受安排，娶行贿之人妻妾或女。如上诸种行为，均构成“贿赂罪”，可以比照监守内奸犯罪惩处。

唐代情色贿赂犯罪，首先要惩处接受贿赂的官员，《唐律》特别强调要严惩“监临官”。所谓“监临官”，指与被监临对象之间存在某种职务或公务统辖关系的官员，通俗地说，就是相对于被管理一方的主管官员。这是因为，直接负有管理责任的监临官员，对下属具有权力的辖制，同时下属也可能会存在有所“请托”的情形，故情色贿赂的行为很容易发生。“监临官”接受情色贿赂的，一般处三年徒刑，如果娶“有夫之妇”的，加重“流二千里”。除了监临官员本身，《唐律》还将监临官的亲属一并纳入该罪，亲属包括本服缌麻以上亲及大功以上婚姻之家，但亲属成为本罪犯罪主体，只发生在亲属本人明知行贿之人对监临官有枉法请求，而仍娶其妻妾及女的场合，若不知枉法请托，则不为罪。对于监临官亲属，根据不同的情形，也要处以二年、三年不等的徒刑。

唐律对情色贿赂犯罪，不止惩处接受贿赂的官员，对于枉法所求的行贿之人，也一并入罪。唐律规定，若男子献其妻妾于监临官，作枉法请求，不仅要追究刑事责任，亦须强制解除其与所献妻妾的婚姻关系，从而对行贿的男子作出相应的处罚。从受贿、行贿两个方面严格规范情色贿赂行为，使得法律的规制更趋严密，预防的效果也更为全面。

唐律如此严格规制官员的情色贿赂犯罪，除了要保证为官职务的廉洁性外，很大程度上是从儒家伦理道德，特别是家庭伦理的角度出发考虑的。《唐律》“一准乎礼”，也就是以礼为立法的最终依归，出礼则入刑，而情色贿赂危害最大的还是婚姻家庭、礼教纲常，这也是为什么对情色贿赂的处刑都比照纲常犯罪，而不是职务犯罪。

唐代的廉政法制贯彻了“严而不厉”的总体思想。“严”，是指对待贪污受贿罪立法的法网严密。对情色贿赂入刑处罚，正是廉政法制“严”的体现。同时，在对贪渎官员处刑时，基于“崇官”的思想，又呈现出“不厉”的一面。但需要注意的是，其内在的逻辑在于，作为官员，自身的道德品质需要高于常人，也就是首先对官员课以更高的道德要求。日常生活中一些道德的瑕疵，在普通人身上可能不算什么，但作为官员，就不允许存在。因此，对官员外在的特别优遇是以内在的高道德标准作为先决条件的，即“崇官”表象的背后是更高的道德要求。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如何进行官员伦理道德建设，以及“性贿赂”入刑化的具体设计，无疑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作者为陕西省社科院政法所助理研究员)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召开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的决定

（1992年2月20日通过）

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1992年3月20日在北京召开，建议会议主要议程为：听取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审查、批准199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199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审查、批准1991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92年国家预算；审议关于三峡工程的议案；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修改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草案）》；审议《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审议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