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经济特区河道管理条例
广东省深圳市人大常委会
深圳经济特区河道管理条例
（1998年12月4日深圳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2011年2月28日深圳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河道管理，保障防洪防潮安全，发挥河道环境、生态和社会效益，改善城市水环境，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结合深圳经济特区（以下简称特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特区内河道的规划、整治、维护、利用和其他相关管理活动。
人工水道、蓄滞洪区、防洪防潮海堤的规划、整治、维护、利用和其他相关管理活动参照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河道，是指流域面积大于1平方公里的自然水流。
第三条 河道管理遵循统一管理与分级负责、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原则。
市水务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市水务主管部门）负责全市河道的统一监督管理。区水务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区水务主管部门）按照市、区河道分工管理办法负责相关河道的管理工作。市、区河道分工管理办法由市水务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提出方案，征求区政府意见后报市政府批准并予以公布。
发展和改革、财政、规划和国土、交通、人居环境、城市管理、住房和建设、农渔业（海洋）、科工贸信等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河道管理工作。
第四条 河道防汛和清障工作实行市、区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
第五条 水务主管部门应当会同规划、海洋、海事、交通等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和城市规划，编制河道管理范围方案，报本级政府批准并予以公布。
河道管理范围按以下规定划定:
（一）有堤防的河道，为堤防外坡脚线两侧外延八米至十五米范围内；
（二）无堤防的河道，为河道两侧上口线外延八米至二十五米范围内；
（三）防洪防潮海堤，为堤防内、外坡脚线外延每侧三十米至五十米范围内。
第六条 单位和个人应当依法保护河道资源和堤防安全，履行参加防汛抢险义务。
单位和个人依法享受河道便利，参与河道管理，对相关违法行为进行举报、投诉和监督。
对保护河道资源，参加防汛抢险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市、区政府应当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第二章 河道整治
第七条 河道整治应当结合城市发展，遵循防洪（潮）优先、全面规划、合理利用、有效保护的原则，坚持以人为本、人水和谐的理念，统筹兼顾城市水污染防治、河岸带美化绿化景观以及水生态恢复，符合国家规定的防洪防潮标准、通航标准和其他有关技术要求，加强河道科技信息管理。
河道整治应当同步建设水文、水质监测以及河道监管设施。
第八条 市水务主管部门依据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全市河道整治规划，明确河道的环境、生态和社会效益，征求其他有关部门意见，经市规划和国土部门综合平衡后，报市政府批准并予以公布。修改河道整治规划，应当按照河道整治规划制定程序，报原批准机关批准并予以公布。
水务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河道整治规划制定河道整治实施计划。
第九条 河道的规划治导线由河道整治规划确定。
河道整治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的土地，不得建设与防洪治污无关的设施。因公共利益确需建设的，应当按照本条例规定征求水务主管部门意见，并按照基本建设程序报请有关部门批准。
第十条 河道整治与建设所需资金，按照有关规定由市、区财政分级承担。
鼓励社会资金投入河道整治。
第十一条 在河道两岸有条件的区域可以结合周边环境需求，建设人工湿地、调蓄池以及向市民开放的亲水设施。
第十二条 河道整治需要占用土地的，由规划和国土部门按照有关供地程序解决。河道管理范围内的土地，应当优先用于河道整治。
第十三条 河道整治涉及航道、河口海域的，应当先征求航道、港务、海事部门对相关方案措施的意见；航道部门进行航道整治的，应当先征求水务、港务、海事部门对相关方案措施的意见。
第十四条 河道整治工程由发展和改革部门根据有关规定进行立项和安排投资计划。河道整治工程的建设方案按照规定应当经过审查同意的，水务主管部门应当予以审查，并根据河道管理权限在立项前作出是否同意的决定。河道整治工程涉及有关设施的，应当征求该设施管理单位的意见。
水务主管部门应当将河道整治计划、经费和堤围防护费收支、效果等内容纳入水务白皮书，每年向社会公布。
第三章 维护与管理
第十五条 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覆盖或者填堵河道。因公共利益确需覆盖或者填堵的，应当经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对其建设方案的必要性和唯一性进行科学论证，由市水务主管部门会同市规划和国土、人居环境、城市管理等部门审查同意，报市政府批准。
进行水系调整确需覆盖或者填堵河道的，应当符合河道行洪、输水、航运和环保要求，不得危害堤防等水工程安全，不得妨碍行洪和航运畅通，不得影响水资源的保护和供水安全、生态安全。
经批准覆盖或者填堵的河道，覆盖单位应当承担防洪排涝、水质保护、工程安全、日常清淤维护责任和费用；填堵单位应当承担改道后河段的防洪排涝、工程安全、日常清淤维护责任和费用。
前款所称覆盖，是指将明河改为暗渠型式，但跨河兴建的公用路桥必须结构型式的除外。
第十六条 河道管理范围内跨河、跨堤、穿河、穿堤、临河的各类设施的所有者或者管理者应当加强日常检查和定期检查。对不符合河道管理要求的，水务主管部门应当责令限期整改。
第十七条 河道管理范围内未经批准以及虽经批准但与防洪、治污无关且批准期限届满时未依法延期的的既有建筑物，有关部门应当责令当事人予以拆除；拒不拆除的，依法强制拆除。
第十八条 污水不得直接排入河道。
污水排入河道前应当经过处理，符合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和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超过标准和指标排放的，由相关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处理。
第十九条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从事旅游、观光、文体等开发利用项目，应当遵循河道整治规划和水功能区划，不得影响防洪安全和危害水工程安全，不得造成水质污染，不得妨碍行洪和航运畅通，不得影响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以及供水安全、生态安全。
从事前款开发利用项目，应当遵循本条例有关涉河建设项目的规定，其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提请批准前，应当申请水务主管部门对开发利用方案是否符合河道规划进行审查并出具意见；涉及防洪的，依照防洪法的有关规定执行；涉及其他地区和行业的，建设单位应当先征求有关地区和部门的意见。
第二十条 水务主管部门应当对河堤、海堤及水闸等设施进行定期检查和维护，加强河道安全防护设施建设。
对未达到设计标准、有严重缺陷或者遭到破坏的河堤、海堤和水闸，水务主管部门应当组织有关单位采取措施，消除隐患，确保安全。
第二十一条 市、区水务主管部门按照分工分别负责相应河道的日常维护管养。
河道实行管养分离。水务主管部门根据政府采购的相关规定确定河道养护单位。养护经费由具有相应管理权限的水务主管部门同级财政承担。
河道日常维护管养包括：堤防、水闸、泵站、水文站等设施的维护运行及河道保洁、清淤、管理范围内绿化维护、水环境保护、设施安全巡查等。
第二十二条 市水务主管部门依法征收的堤围防护费应当按照市政府的有关规定使用。
第二十三条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不得从事下列活动：
（一）围垦、耕种；
（二）堆放、倾倒余泥渣土、垃圾及其他固体废弃物或者设置阻碍行洪物；
（三）倾倒、排放泥浆、粪渣等污染水体的物质；
（四）挖砂、抽砂、取土；
（五）网、电、炸、毒鱼虾等水生动物；
（六）其他破坏河道水环境或者防洪安全的活动。
第二十四条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修建桥梁、码头、道路、涵闸、泵站、渡口、管道、缆线及其他各类涉河建设项目，应当符合跨、穿、沿河构筑物有关技术规定，达到防洪、通航标准以及防洪抢险、工程安全、水土保持、水环境保护和其他技术要求。
因建设前款涉河建设项目，需要改建、扩建、拆除原有水工程设施的，建设单位应当承担改建、扩建、恢复原状和损失补偿等费用。
第二十五条 各类涉河建设项目不得危害堤防安全、降低行洪标准、造成水质污染；防御洪涝的设防标准与措施应当符合相关规定；不得影响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或者与被影响的利害关系人已经达成有效协议；不得影响防汛道路的畅通和堤防检查、巡查的正常进行。
第二十六条 建设单位应当依法将涉河建设项目的工程建设方案报水务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后，方可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履行审批手续。水务主管部门应当依据相关规定对涉河工程建设方案出具专门意见。
前款涉河建设项目的工程建设方案审批手续，可以由本级政府在基本建设审批程序中确定一个部门受理申请，并转告有关主管部门分别提出意见后统一办理，或者组织有关部门联合或者集中办理。
在内河通航水域或者岸线上实施可能影响通航安全的涉河建设项目的，应当在作业或者活动前报海事部门批准。
第二十七条 水务主管部门应当明确内部审批职责权限及责任，制定完善涉河建设项目审批的具体措施和办法，及时纠正和处理执行过程中出现的违规行为。
第二十八条 建设单位在涉河建设项目立项时，应当将工程用地范围内河段的整治工程纳入建设项目，并与建设项目同步实施。所需资金由涉河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负担。
第二十九条 经批准的涉河建设项目开工前，项目建设单位应当与水务主管部门或者河道管理单位签订协议，明确工程建设周期、施工度汛方案、导流措施、建设期防洪安全责任、履约保证措施及河道恢复措施等事项。
涉河建设项目的建设、施工单位应当按照水务主管部门审查同意的涉河工程建设方案执行，并接受水务主管部门的检查，如实提供资料。涉河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或者建设方案批准后需要变更的，应当重新向水务主管部门办理审批手续。
涉河建设项目施工时，建设、施工单位应当落实防汛安全措施。施工围堰或者临时阻水堤坝在影响防汛安全时，建设单位或施工单位应当按照防汛指挥机构的紧急处理决定，限期清除或者采取其他紧急补救措施；必要时，防汛指挥机构可以组织强行清除。造成河道淤积的，由水务主管部门责令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进行清淤。
涉河建设项目建成后，水务主管部门应当就涉河建设项目是否符合批准的建设方案进行监督检查，认定不符合的，涉河建设项目不得投入使用。工程竣工验收时，水务主管部门应当参与验收并就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规定事项出具意见。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 水务主管部门可以依法委托符合法定条件的组织实施行政处罚。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水务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整改的，依法强制拆除，拆除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
（一）违反第九条第二款规定，未经批准建设与防洪治污无关设施的；
（二）违反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从事开发利用项目未遵循河道整治规划、水功能区划，或者影响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或者影响供水安全、生态安全的；
（三）违反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规定，从事开发利用项目或者建设涉河建设项目危害水工程安全或者影响防洪安全或者造成水质污染的；
（四）违反第二十五条规定，涉河建设项目防御洪涝的设防标准与措施不符合规定的。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的，由水务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并处以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整改的，由水务主管部门依法采取措施，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五）项规定的，由水务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并予以警告；拒不停止违法行为的，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违反第（二）、（三）、（四）、（六）项规定的，由水务主管部门暂扣作业工具，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规定，未经水务主管部门审查同意擅自开工建设开发利用项目或者涉河建设项目的，由水务主管部门责令立即停工，暂扣违法工具，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前款项目建设行为具备法定审批条件的，由水务主管部门责令限期补办手续，逾期不补办手续或者不具备法定审批条件的，由水务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拆除，逾期不拆除的，依法强制拆除，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同时依法追究同意进行施工的主管机关负责人的责任。
未按审查同意的工程建设方案施工或者项目建成后未经水务主管部门出具同意投入使用意见的，由水务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五条 开发利用项目或者涉河建设项目造成河道淤积的，由水务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清淤疏浚河道，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清淤疏浚的，由水务主管部门组织清淤疏浚，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
第三十六条 施工单位因违反本条例规定受到行政处罚或者有其他有关违法犯罪行为的，市建设部门应当记入不良行为记录。
第三十七条 主管部门或者其他相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不履行职责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追究主要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对本条例规定的罚款处罚，市水务主管部门应当在本条例施行之日起六个月内制定具体实施标准。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自2011年6月1日起施行。
浅析交通肇事罪认定与法医学鉴定的衔接
李碧东
关键词：交通肇事罪认定 法医学鉴定 衔接
摘要：“致人重伤、死亡或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是构成交通肇事罪的一个决定因素。但在实践中，常常由于损伤程度与死亡原因的法医学鉴定中出现的“鉴定时机不成熟、主观性较强的医学指标采用存在随意性、不能科学地分析损伤与损伤后出现的后遗症和并发症之间的因果关系、对死因分析的简单性”等原因，造成交通肇事罪认定中存在定性错误的隐患。因此，在交通肇事罪认定中如何与法医学鉴定进行良好的衔接，以避免工作中出现重大失误，本文提出了一些针对性的解决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对交通肇事罪的认定作出了具体规定，“致人重伤、死亡或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是构成本罪的决定因素，即要求肇事者的行为直接造成这样一种结果才构成犯罪。但从目前司法实践来看，却存在确定死亡、伤残原因方面思路过于简单的问题：即凡在交通肇事中出现伤亡情况，将其原因一概归责于交通肇事损伤所致，而不从法医学、医学等方面综合分析，找出死伤的真正原因，从而导致部分案件存在定性错误的隐患，从这一点上说对本罪的主体是不利的，也与刑法的基本原则相悖 。因此，本文从致人重伤与致人死亡这两个方面来分析交通肇事中重伤、死亡的结果与交通肇事行为本身的内在联系，使交通肇事罪的认定与法医学鉴定正确衔接，以达到去伪存真、准确认定交通肇事罪的目的。
一、在人体损伤伤残鉴定中存在的问题。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1990年3月29日联合发布的《人体重伤鉴定标准》第二条规定：“重伤是指使人肢体残废、毁人容貌、丧失听觉、丧失视觉、丧失其他器官功能或者其他对于人身健康有重大伤害的行为。”从此条的含义来看，重伤应是危及生命和造成人体某个或多个重要器官丧失或功能永久性丧失后果的重大伤害行为。在交通肇事中，人体所受的强大暴力往往给人体造成复合性创伤，但是这些损伤经治疗很多并不会达到重伤的程度。而在实际鉴定中，很多鉴定报告仅根据医学资料和检验所见作为鉴定依据而出具重伤报告，忽略引起原有损伤加重和导致功能丧失情况与实际不附的外因，如患者自身的原因、医疗因素及鉴定时机等。笔者认为在交通肇事罪认定过程对于损伤程度的鉴定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鉴定时机不成熟。《人体重伤鉴定标准》第五条规定：“损伤程度的鉴定，应当在判决前完成。”但由于本罪认定中构成要件的特殊性，在提起公诉前甚至在采取强制措施前就应该完成损伤程度的鉴定，否则采取强制措施或提起公诉也就没有合法的依据，这里就涉及到了损伤程度鉴定时机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诉讼法定期限的衔接问题：本类案件由公安交警行政部门受案，根据《刑事诉讼法》第69条、第124条有关刑事诉讼期限的规定可以看出：在一个普通的交通肇事案件中，对犯罪嫌疑人的刑事拘留不得超过14天，提起公诉前对其最长羁押期限为2个月零14天。对于某些具有硬性鉴定条款的损伤程度鉴定(如肢体与重要器官缺失、失血性休克等)，在上述期限内作出结论应不成问题，但如果受害人的损伤程度需要以功能障碍程度作为依据，那么根据《人体重伤鉴定标准释义》第六条之“肢体功能丧失程度的鉴定时间，应当在损伤恢复达临床稳定(一般在损伤在三个月后)进行。”及第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等等关于鉴定时机的规定，在《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羁押期限内确定受害人是否达到重伤显然是不可能的，这势必给案件定性制造困难，导致公安机关的报捕与检察机关的批捕、起诉工作陷入困境；且由于交通肇事的主体多跨越省界，给后期诉讼补救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很多案件就此不了了之。因此，鉴于司法鉴定时机与刑事诉讼期限存在的这处矛盾，不少地方在处理某些影响较大的交通肇事案时，为了应付社会舆论、服从政治需要以及解决交警部门本身进行事故处理、调解难题的需要，过早作出重伤的鉴定以达到尽快结案或报捕的目的，这类案件在实践中累不鲜见。
2、采用主观成份较大的医学指标存在随意性。主观成份较大的医学指标多涉及的是伤者视觉和听觉的丧失程度问题，在认定上有一定的弹性，由于技术力量和设备的差异，各级各类医院的检查结果也往往大相径庭。对于这些主观性起很大作用且频发争议的医学检查结果应如何达到公正、法定、能够被各级鉴定机构普遍采用的要求？《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条规定：“对于人身伤害的医学鉴定有争议需要要重新鉴定或对精神病的医学鉴定，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进行……”，从以上规定来看，只有在鉴定结论发生了争议的情况下才可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进行重新鉴定，并没有为这些极易产生争议、主观成份较多的医学指标规定一个通用的采用标准，某省高级人民法院制定的有关重新鉴定规则更是把重新鉴定权授予了其内设的鉴定机构，直接规避了《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条的规定。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由于标准采用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这些相关规定并不能显著减少鉴定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争议，只能仅仅算为一个亡羊补牢的措施，从另一种意义上讲也是对司法资源的一种浪费。很多交通肇事受伤人员为了达到自己夸大伤情的目的，利用鉴定依据采用标准上存在的这种不确定性，通过各种途径寻找最有利于自己的医学证明并提供给司法鉴定人员，导致据此作出的鉴定结论的客观真实性极易引起质疑，引起对方的不服而产生纠纷，很多经各种鉴定机构反复鉴定、结果却自相矛盾的案件就是出于这种情况。
3、对于损伤引起的后遗症和并发症，不能科学分析外因与这些结果间的因果关系。从《人体重伤鉴定标准释义》第三条第(二)款、第(三)款解释可以看出，与事故无关的外因导致损伤程度的加重以及遗留后遗症不能作为损伤评定依据，因此正确区分各种外因及各自在损害结果中所起的作用是保证鉴定结论准确性的关键。在实践中，有些法医鉴定人忽略对医学资料的深入研究以及对有关异常现象的调查，简单地将治疗终结后受害人所表现出来的后遗症、并发症全部归责于损伤，使毫无医学知识的肇事行为人承担了本不该承担的责任。实践中最常见的是四肢长骨骨折后由于手术不当、医疗器械质量缺陷、受害人医疗配合不力等原因造成受害人肢体坏死、萎缩、畸形而致残，使损伤程度由本来的轻伤变成了重伤。
二、死因认定过程中的误区。死亡是交通肇事中最频繁出现的恶果，至于当场死亡的一般无多大的疑问，法医检验能迅速找到致死的原因。但是，对那些入院时未发现致命损伤但经医院治疗数天后死亡的病例，我们在认定其死因时应特别慎重，首先应排除医疗因素和伤者本身的原因，即外伤参与度的比例，这方面法医学解剖是一个有力的武器。在实践中的死因判断中笔者发现常常存在以下误区：
1、鉴定人对于明显存在死因不明或死因竞争的情况时，以非专业人员的思维分析问题，即坚持“死者是车辆肇事所致损伤后死亡的，其死因就是车祸没错”的主观思想，不经过尸体解剖，以医院的死亡诊断作为判断死因的唯一依据。
2、事故处理部门及家属常常把注意力集中在事故的处理上，通常不会去深究交通肇事中死者的死亡原因，而是顺理成章地将之归结于肇事损伤所至。事故处理部门也常会为了减少处理难度及顾及本地的风俗习惯而尊从家属的意见不进行法医学尸体解剖，只是由其部门法医根据医院所出具的医学资料象征性地作一个法医学鉴定，把医院认定的死亡原因作为法医鉴定结论，将死亡原因简单地归责于损伤。
笔者认为上述做法间接地助长了轻视法医学解剖价值的思想，使法医学解剖常常被忽视或受家属阻挠而难以进行；这样取得的法医学鉴定结论既不符合其作为证据应具有的科学、客观性，也违背了《刑事诉讼法》的取证原则，当然也失去了应有的客观性和公正性，不能在刑事诉讼中起到证据的作用。如2003年由某交警行政部门报捕的一件交通肇事案中，受害人黄某在某县级人民医院治疗半个月后突然死亡，该部门法医在没经过尸体解剖的情况下即认定死者之死是由交通肇事损伤所致，检察机关在审查时发现：（1）受害人并不存在致命损伤；（2）医院的死因分析为肺部挫伤后并发的ARDS所致，依据仅仅是一张肺部CT诊断意见，并无临床资料支持；（3）受害人有多年肺结核病史，CT扫描所见并不一定就是肺挫伤的表现，其诊断只能作参考使用，该院参加会诊的有关专家的意见也不支持肺挫伤诊断；所以检察机关认为死者死因不能明确而不同意原鉴定人作出的受害人死于交通肇事的结论。此后黄某的死亡经某省医学会鉴定为一级甲等医疗事故。
三、综上所述，尽管对于交通肇事罪的认定在法律上有了较明确的标准，但是其中存在的起决定因素的专业性问题不容忽视，所以司法工作者在认定交通肇事罪时应着重注意以下方面，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在交通肇事事故处理中因定性困难、甚至错误给执法、司法工作带来消极影响。
1、要求鉴定人准确把握鉴定时机，确保鉴定质量能够经得起复核，而不能形成“先定罪、再由鉴定工作给罪行定性提供佐证”这种本末倒置的司法思维。鉴于鉴定时机的特殊性，笔者建议把《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百二十七条与《人体重伤鉴定标准》有机地结合起来，分别根据各种损伤的最适合鉴定时机在上述条款中加入相应的司法解释，如把“肢体功能障碍的鉴定”作为《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三条“案情复杂、期限届满不能终结的案件……”中的一种情况，从而根据此条精神将交通肇事中犯罪嫌疑人的侦查羁押期限作相应更改或更改强制措施，较好地解决诉讼时效与鉴定时机之间的冲突，使交通肇事罪的诉讼过程依法、有序、正常地进行。
2、严格核实在鉴定工作中起决定作用的医学检验结果，对于主观性较强(如视、听觉的丧失程度等)的医学检验，笔者建议应由司法机关作一个明确的司法解释：即凡以肢体或器官功能障碍为依据、鉴定结论为或可能为轻伤（含轻伤）以上的损伤程度鉴定时，应通过司法机关正式委托，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医院进行医学检验或对原鉴定的有关依据进行复核。此举实际操作中虽然烦琐一点，却可以达到鉴定依据唯一、案件定性及时准确的目的，可以明显减少对鉴定结论产生异议的机会。
3、准确认定损伤后遗症、并发症与损伤的因果关系，避免将非损伤外因所致的功能丧失作为重伤的认定依据。在确定伤情与各种外因间的关系时，应主动安排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会诊，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以准确认定肇事所致损伤在致伤致残等结果中所占的比例（即损伤的参与度），以此为据来确定肇事方应负的责任。
4、对于在交通肇事中受伤、经数日救治后才死亡的病例，特别是死因为入院诊断范围之外的病例，应强制进行尸体解剖，结合临床意见准确查明死亡原因，避免错误归责，为事故的准确定性寻求一个坚实的技术后盾，也解决了诉讼过程中因尸体火化或腐败导致采取补救措施困难的局面。
5、办案的业务部门要加强与技术部门的联系，建立案情共同探讨机制，健全法医学文证审查制度，以弥补专业知识不足的缺陷，集思广益，从各自的角度来分析和认定交通肇事的性质。
6、办案部门要严格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办案原则，做到准确分析案情，全面听取意见，对疑难案件必须经集体讨论后再定性。不能为服从社会影响及减少本部门调解、处理难度等目的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鉴定人的工作，避免办案部门在诉讼过程中陷入不利的地位。
参考文献：
1、陈佩璋，人体重伤鉴定标准释义. 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1991. 1.4.5.30.53
2、李文燕，中国刑法学.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8. 365.
作者单位:上高县检察院